在既定的历史表述中，孙瑜被冠予的形容词往往是“诗意”和“浪漫”。但当我们仔细阅读孙瑜电影，就会发现不论他的早期作品《野玫瑰》、《火山情血》、《天明》、《小玩意》、《大路》，抑或晚期作品《武训传》、《乘风破浪》，都充满了参与现实对话的激情。虽然孙瑜的影像方式崇尚浪漫风格，但如同许多优秀的同时代人，他无法对国破家亡的现实熟视无睹，也不想回避弱肉强食的社会黑暗，并和当时的艺术先锋共同倾心于左翼理想。 比之蔡楚生的大红大紫，同为支柱导演的孙瑜相对寂寞且命运多舛，他不仅于50年代有过《武训传》遭批判的灭顶之灾，而且在三四十年代也因不同一般的风格遭受贬斥。(注：孙瑜影片中的现实场面处理常常受到当时影评人的质疑和批评。参见陈播主编《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评论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190页。)由于和流行风潮相悖，执拗于个人理想宣泄的孙瑜电影往往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以至早在1933年间，尚且年轻的影评人柯灵就曾为他高调疾呼：“不应该死死地向孙瑜要求机械的真实，这是对他艺术个性残酷的伤害。”(注：柯灵《诗人导演孙瑜》，《柯灵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事实上，在民族救亡与民主启蒙不断变奏的20世纪中国，孙瑜的创作丝毫没有、也根本不可能脱离这一主潮，只不过他的艺术想象带有更加鲜明的个人道德色彩罢了。 也许是因为这一色彩带给了孙瑜太多的说法，所以不论他个人抑或喜爱他的人都在不同时期为此做出阐释和辩解。 进入85岁的耄耋之年，孙瑜恬然作传回首往事，说自己在几十年的电影故事编织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重点放在同情和鼓励受损害的劳苦大众一边，赞美“好人好事”，愿做“人生的歌手”。他还说自己的创作手法受惠于高尔基的革命浪漫主义，它脱臼于现实主义，但又乐观地从黑暗的今天看到灿烂的明天。他声称自己的艺术理想是在银幕上塑造勤劳智慧、善良纯净、公而忘私、乐观向上的人物，希望以“真善美”的形象感染观众。而他影片中的艺术典型塑造，就是遵循理想化的原则。(注：孙瑜《大路之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4页。)这段辩白式的回顾，有总结， 亦有解释。他想说明的是，自己的所谓“浪漫”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范畴。 柯灵先生曾这样为孙瑜风格解析：“他虽然总是使农村充满诗情画意，仿佛世外桃源 ，把穷愁交迫的劳苦大众写得融融泄泄，好像尧舜之民，但他也写了军阀混战，地主土豪横行不法，写了农村的破产，农民无家可归，写了城市的畸形繁华和普遍贫困。他没有掩盖真实，替日趋崩溃的社会粉饰太平。”(注：柯灵《诗人导演孙瑜》，《柯灵散文精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68页。)柯灵先生的要点在于：不要把孙瑜看作是那种昂首向天，闭眼不看现实的“爱美诗人”。 而在自己的鼎盛年代，孙瑜以《我可以接受这“诗人的桂冠”吗?》的题目作文，夫子自道，回应媒体评论：“假如那是一顶老是仰着头对着天空，闭起眼睛唱着‘花呀’‘月呀’‘爱人呀’来欺骗自己，麻醉别人的所谓‘爱美诗人’的桂冠，我是一定不敢领 受的。但是，假若那一顶桂冠是预备赐给一个‘理想诗人’的，他的眼睛是睁着的，朝 前的，所谓他的诗——影片——是充满着朝气，不避艰苦，不怕谩骂，一心把向上的精 神向颓废的受苦的人们心里灌输，诚恳地、热烈地、愿意牺牲一切而作为多数人摇旗呐 喊的一员小卒，流血疾呼去唤醒人们的血气、勇敢、团结、正义、理智和热情，而起来 为人生的光明美丽而向黑暗压迫作殊死战的话(请恕我的骄狂)，我是极盼望得着那一顶 ‘诗人的桂冠’。愿意永远地爱护它!”(注：孙瑜《我可以接受“诗人的桂冠”吗?》 ，见《联华画刊》第3卷第3期，1934年出版。)这一认知和他晚年的概括相一致，从始 到终，孙瑜一直强调自己的诗意绝非空想，更不是臆造，而来自理想精神，来自现实勇 气。 21世纪伊始，有研究者强调孙瑜的浪漫特质以和社会派电影区别开来，(注：丁亚平《老电影时代》，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其良苦用心在于突出孙瑜的艺术个性。笔者十分理解这一阐述动机，但仍然更愿意将孙瑜放在写实电影的传统之中，因为正如孙瑜作品及同时代人的评论所印证，他的浪漫和诗意源自对现实的反抗，他的艺术活动从未游离于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背景。如果我们仅仅依据手法特征将孙瑜归入另类，反倒会因囿于风格样式而削减孙瑜作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在过去一百年的血雨腥风中，任何一位影响卓著的中国艺术家都不曾放弃对社会问题的探究，而孙瑜的历史价值也正在于他以摄影机表达了自己的追寻。 一 孙瑜的名字是和国片复兴的口号同时蜚声影坛的。1930年，仅有两部影片实践经验的孙瑜执导《故都春梦》，将一个塾师因求官而堕落的真实事件丝丝入扣地表现为富于艺术感染力的银幕故事，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把某些发誓不看国片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进影院。影片被称为“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注：《故都春梦》广告词，见《申报》1930年4月电影广告栏。)公映时在上海、香港、广州、天津、南京等大城市一路飙红，频频打破票房纪录。影片的成功激发了黎民伟的电影产业想象，就此正式成立了联华影业公司。 1932至1934年是孙瑜的创作黄金岁月。短短两年内，他拍摄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野 玫瑰》(1931)、《火山情血》(1932)、《天明》(1932)、《小玩意》(1933)、《体育皇 后》(1933)、《大路》(1934)，它们奠定了孙瑜的导演地位、个人风格以及社会声誉。 这6部影片思想飞扬，影像生动，大主题贯穿时代气息，小细节充满符号意趣，青年孙 瑜的艺术想象和社会理想有声有色地显现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