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DV电影的出现是电影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 虽然DV电影革命的意义要随着这场革命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地历史地发掘出来，现在就匆忙地“概括”“总结”其意义还为时太早，听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子大言不惭地说“我这一辈子……”一样令人发笑；但是，即便DV电影尚处在幼年阶段，我们还是感觉到，它已然从技术到美学、从构想到存现、从创作到观赏等等丰富了人们对电影原有的经验、感受和认识，扩充了电影概念的内涵，拓展了电影概念的外延，为电影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开辟了新的道路，呈现了新的气象。可以断言，“DV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的“ 新概念”正在走出“命名的焦虑”。试问，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怀疑记录、表达我们的社 会和生活的方式已经进入了“DV新世代”(注：香港凤凰卫视2002年推出一个新栏目， 举办“中华青年影像大展”，就叫《DV新世代》。)呢? 回首短暂的DV历史，我们不能不说DV电影的成长是神速的。 世界上第一部数码摄像机——SONY VX1000E，于1995年诞生于日本，人们不禁兴奋地称这一年是DV元年。巧合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一群电影导演在丹麦哥本哈根宣读了抑制“个人口味和美学考虑”(注：朱靖江《DV宝典：从菜鸟到独立制片人》，第166、14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4月版。)的十条君子协定，发起了Dogma’95运动。正是这两个机缘的结合使丹麦导演托马斯·温德堡用DV机成功创作了第一部Dogma’95电影《 家宴》。从此一大批DV电影从世界的各个角落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著名的DV故事片如 丹麦拉斯·冯·特里耶导演的《魂归伊甸园》(《白痴》)、《黑暗中的舞者》，美国艾 杜阿多·桑切兹和丹尼尔·梅里克编导的《女巫布莱尔》、《女巫布莱尔2》、克里斯 汀·莱文编导的《国王还活着》、丽贝卡·米勒编导的《个人速度》、斯帕克·李导演 的《哄骗》……一时还真是“数也数不清楚”。面对诸多得到公认、享有盛誉的DV电影 作品，还硬要说“DV远非电影格式”，(注：凤凰卫视之《DV新世代》主编《一个人的 影像》，第213、213、30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版。)面对许多娱乐报道、电 视电影、电视剧为DV拍摄的事实，还硬要说DV“也永无成为电视主流格式的希望”，( 注：凤凰卫视之《DV新世代》主编《一个人的影像》，第213、213、30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版。)岂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中国人对DV电影也不再感到陌生，因为“从1997年以来，中国的DV纪录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作风潮”。(注：朱靖江《DV宝典：从菜鸟到独立制片人》，第166、14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4月版。)近年来，各地都有一些DV电影小组在行动，如北京的“道光”、“实践社”，广州的“缘影会”，昆明的“电影学习小组”。一些地方和公司都有一些规模不等的展映、比赛活动；一些新闻传媒开办了一些扶助DV影像发展的栏目；还有网络上的一些电影论坛也给了DV电影的观赏和评论不少空间。诸 如这样一些在各地活跃着的民间影像创作组织，经常性开展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民间影像 展映、比赛活动，以及电视、网络等具有巨大传播效力的大众传媒的积极推助，无疑使 国人广泛接受到了DV电影的洗礼，在不知DV是何物之前已认识了DV电影。 如果说或早或晚开始操练DV而“DV着生活”的DV族，只是确证着“DV热”的社会现象 的话；那么随随便便能够列出的一长串DV编导的名字和他们广为流传的作品则无疑确证 着DV电影的现实成就和灿烂前景。胡杰的《远山》、《媒婆》，季丹的《贡布的幸福生 活》、《老人们》，杨天乙(杨荔娜)的《老头》、《家庭录像带》，吴文光的《江湖》 ，胡庶的《我不要你管》，睢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王兵的《铁西区》，段锦川的 《八廓南街16号》、《广场》(与张元合导)，张元的《疯狂英语》，朱传明的《北京弹 匠》、《群众演员》……，这不能不让人相信DV掀起了一个纪录片热潮。不仅DV纪录片 而且DV故事片也蔚为大观，像朱文的《海鲜》，贾樟柯的《任逍遥》，崔子恩的《旧约 》，关锦鹏的《蓝宇》，伍士贤的《车四十四》，娄烨的《在上海》，陈亮的《霞飞路 》，杨福东的《城市之光》，江江的《楼》，陈果的《人民公厕》(香港)，等等。 尤其让人激动的是，还有纪录片《DV CHINA》中的主人公周元强那样献身DV影像的民间影像大师。江西省景德镇市竟成镇文化站站长周元强，自1993年至今，以当地的红军事迹为主要题材，组织乡民自制电视剧达18部30余集。 贾樟柯、张元、娄烨、周元强、朱文、冯雷、杜海滨、朱传明、吴文光、杨天乙(杨荔娜)……，这样一些名字随着他们的作品在民间的广为流传，已经成了DV操练的榜样、DV电影实验的英雄、中国DV电影成就的象征符号，一句话，成了DV电影明星。 不断增多的DV电影明星和不断增加的DV电影作品带给我们的是“草长莺飞”的春的气息和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