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经验与实践证明，最佳的传播效果是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心灵的沟通，实现实时的互动。如何建构互动就成为影视工作者策划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如果将传受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比作一个带有反馈功能的闭合牵引系统，那么该系统的牵引效果大致可以划分为正向效果、负向效果和游离效果。 当传播者生产的诱因(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能够深深牵引受众时，受众的反馈可加深传播者诱因的影响，使传受者之间达到心灵沟通，此为正向效果。例如1998年央视举办抗洪救灾义演《我们万众一心》，通过洪灾现场的画面——咆哮而下的洪水，汪洋中的一棵小树，树枝间挂着一个孩子……每一个受众都被眼前的灾难震撼了，都被这个孩子的命运牵动着；为了营救孩子，武警战士冒着随时被洪水吞没的危险组织营救，直到孩 子安全脱险。受众被牵动的心终于放下了，但由此引发的情感却难以抑制，此时传受者 之间出现了共鸣：我们应当为灾区人民奉献力所能及的援助。这次传播活动在精神、物 质两个层面大获成功，一场持续3小时的义演激发了全国人民及全球华人的爱国热情和 民族凝聚力，一举为灾区募得6亿多元款物。 当传播者生产的诱因使受众的反馈朝传播者意愿相悖的方向发展时，传受双方的牵引便失去稳定平衡点，此为负向效果，也是极其失败的传播效果。而介于上述两种效果之间的是游离效果。 游离效果是指传受者互动所形成的效果是在传播者预先设定的目标之外，该提法源于教育学家斯克里芬在教育评价中根据教育活动的“非预期效应”提出的目标游离模式(注：侯光文：《教育测量与教学评价》，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游离效果分为正偏差效果与负偏差效果。正偏差效果是指传播活动中的节外生枝不仅没有影响正常的传播效果，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负偏差效果恰恰相反，有时甚至会影响优秀作品的正常传播。例如，1963年摄制的反映旧社会杂技艺人生活的《飞刀华》，该片的意图是让观众了解杂技艺人在社会底层生存的艰辛以及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然而影片中大量的惊险场面所引发的游离效果也是传播者始料不及的。“飞刀绝技”成为一些青少年观众仿效的榜样，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刀子都成为操练“飞刀”的道具，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诱发犯罪行为。倘若传播者事先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游离效果，限定观众的年龄范围，或者运用字幕告诫观众盲目仿效将造成伤害，或许悲剧就能避免。由此可以看出，影视传播中的游离效果是传播者不能忽视的，对游离效果的探讨将有助于传受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游离效果是由传播活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游离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具有派生性、镜像性、随机性、可控性。 派生性。游离互动的派生性反映在无形的心理层面与有形的产品层面。心理层面主要指人的联想性，即受众从接受的传播内容中联想到某个议题并与之互动成为新的传播牵引点；产品层面是指由传播内容的某个议题派生出的相关物质产品。 人的联想大致可分为对等型联想、对立型联想、缩放型联想。对等型联想是指受众从 传播内容中派生出与之顺应的议题。例如2001年张艺谋导演在中国申奥片中采用了大量 的“笑脸”镜头：老人的笑、儿童的笑、青年的笑……尽管没有更多的语言，人们(即 使是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也能从一张张笑脸中联想到这是一个生活安康，充满朝气与活 力的国度。对立型联想则相反，是指受众从传播内容中派生出与之相逆的议题。缩放型 联想是指受众从传播内容的一个点扩大到一大片，或从一大片凝聚到一个点的联想方式 ，比如受众从SARS的传播这一个点联想到公共卫生体系问题，联想到国家应急系统完善 的问题，联想到科研机构资源整合的问题等诸多宏观议题。不论是哪一种联想，人的联 想深度和广度都取决于认知结构与情感维度。传受者之间所形成的互动，也往往取决于 双方认知结构与情感维度的融合程度。 1.认知结构的融合。它包括思维方式的融合与记忆痕结构的融合。思维方式是人类进 行思维活动的基本路径，思维方式的形成依托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活动中建构 的知识经验体系。多元化的人、实践活动、知识经验体系形成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然而 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往往成为人们相互沟通的障碍，尤其在传播活动过程中，倘若传受 双方的思维方式不融合，游离互动朝反向发展的比率将大大增加，最终导致传播活动失 效。传受者思维方式的融合并非要求双方拥有一致的思维模式，而是强调传播者为实现 与受众的充分沟通所进行的“换位”思维，寻找与受众进行互动的切入点，建构双方平 等对话的平台。2003年7月26日央视播出甘肃省武威双城小学6名六年级学生集体服毒的 追踪报道，这6个孩子因长期的心理压抑无处释放，最终选择自杀作为解脱。事件发生 后，幸存的孩子面对记者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恐惧调查，不相信周围的人能 够理解自己。在这种状况下对他们进行采访不仅难度大，而且还肩负着一种责任，要将 他们引导到健康正确的人生轨道上。记者柴静选择了“如何看待死亡”作为切入点，开 始对孩子们创伤心灵的探究：“你把那个药都吃了，身体难受吗?”孩子答：“难受。 ”接着问“哪儿难受啊?”这是柴静采访孩子的开场白，语调平和，仿佛两个朋友间的 交谈。正是采用零距离的“淡切入”，孩子与采访者之间的戒备壁垒消失了，对调查的 恐惧心理也大大降低，就在这一瞬间双方建构了平等对话的起点。柴静努力让这种氛围 保持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不仅如实地报道了学生集体服毒事件的原委，而且让孩子们受 伤的心灵得到了抚慰。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给家长、教师乃至全社会留下了许多 值得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