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艺术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学术界呼唤加强其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已经多年 。但迄今为止，收效仍远不如人意。生活之树常青，扎根于生活沃土的创作亦势必生机 盎然，而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倘安于滞后，则先导的作用顿失，创作的生机也会随之减 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思索再三，想到几点，求教于方家。 一 关于社会改革深化的时代大潮与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自身深化的关系问题。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 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 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 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 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 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 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 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 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反。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 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 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 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 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 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 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 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 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 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 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 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 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 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 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 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 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 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 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 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 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 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 、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 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 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 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 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 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 之势。 二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 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 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 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 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 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 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 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 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 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 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动(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 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 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 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 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 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 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 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 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 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 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 棐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 ，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中国文 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44页。)此言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