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指导思想是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理论根据，是为立法活动指明方向的理性认识，它反映立法主体根据什么思想、立法理论和立什么样的法，是执政者法的意识在立法上的体现。（注：周旺生.立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47.）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指导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法律传统与职业学校的性质差异密切相关。 一、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是19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英国哲学家边沁把功利主义应用于立法学与法理学领域。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避苦求乐”，（注：[英]边沁.立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43—49.）“苦”包括13个方面的内容，其中“贫困之苦”列第一位，“乐”包括9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感官之乐”与“财富之乐”处于前两位，（注：[英]边沁.立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43—49.）可见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边沁认为，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18、19世纪开始出现对古典教育的“反动”，其重要表现是要求拓宽教育内容的范围，以及对古典学科知识的批判，强调科学知识在社会与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满足社会对功利性的追求。边沁在著作中阐述了中产阶级设想的中等教育，其内容除了读书以外，还包括历史、地理、制图、数学、自然史、机械学、磁学、电学、地质学、生理学，甚至还有工艺和产业等内容。功利主义精神“重视行动而不是知识”，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培养出富有社会效率的个人，其特征之一就是职业能力。 美国建国后面临着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当时的学校教育普遍受欧洲贵族教育的影响，主要传授神学科目与古典课程，这有悖于美国开发新大陆中形成的对“即刻有用”的知识的崇尚。当时的学校教育没有适应科技迅速发展的形势，科学的新发现和科学研究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1862年的《宅地法案》推动了美国西进的步伐，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地区，美国农业的专门化发展和机械化的耕作方式，需要大量的农业专业人才，农业教育也因此受到重视。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就是应美国工业化的要求提出来的，它反映在教育方面就是重视农工学院的发展，通过发展农业来发展工业。这一法案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打破私立与传统的办学体制；二是支持创办和发展农业和机械学院，以满足美国农业发展与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激增；三是为美国工业界培养技术人才和为工业界提供就业机会。（注：美国增地学院的起源与现状[J].教育参考资料，2001，(2).）随后的《莫雷尔法修正案》以及1917年《史密斯—休斯法》都延续了《莫雷尔法案》的传统，对职业教育进行国家资助。1940年的《国防职业教育法》完全是为了应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而产生，为了培训军火工业的技术工人，该法规定用1亿美元的专款用于举办军事工业方面的职业技术培训，到二战结束，这部法律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欧洲职业教育在各国国力竞争的基础上发生与发展，各国通过立法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力支持。19世纪的职业教育虽然有不同层次，并倾注全力培养高效率的工人与职员；但20世纪工业革命的扩张与加快，要求提供更高层次的专家与各级管理人员。社会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它要求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法国重视职业教育开始于拿破仑时代，为了在军事上战胜欧洲的封建国家，法国建立起土木学校、军官学校、卫生学校、师范学校、工艺学院等等，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际竞争的加剧，法国政府更是加强了对技术教育的干预。由专门委员会于1863到1864年对职业技术教育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并于1865年完成研究报告，提出制定保护徒工的政策，设立厂内和徒工学校等方案。1881年又建立了一批职业学校。 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追赶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过程中，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是有区别的。技术教育是培养技术员与高级技术员的教育，通常从高中阶段开始，或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比职业教育更加强调理论性，教育的时间往往也比较长；而职业教育通常是为培养熟练技术工人或员工的职业性教育，其实用特点非常明显，既可以在学校教育中进行，也可以通过企业实习进行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为受教育者的就业服务（少数也为升学做准备）。）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职业教育法律与相关配套规范体系方面，德国出台了3个职业教育的基本法律，即联邦《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此外还有《青年劳动保护法》、《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以及各州的职业教育法和学校法等。这些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着具体的职业教育行为。此外，各部门、行业、地方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条例或实施办法，如由文教部、经济部等共同制定《培训条例》，各州和有关行业也颁发了一些实施条例。 从有关的法律文本来看，职业教育的各个法案，不仅包含指导性的原则规定，还包含具体实施的详尽条款，包括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需采取的措施。这种条款的详尽性使立法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其实施必然更具有效性。同时，在法律文本中对概念、措施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法律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些国家的法律文本中基本上都包含“定义”一编，对各个法条中所使用的某些词汇进行定义，比如《美国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的第三编“定义”部分对“所有学生”、“所有儿童”、“社区”、“大众”等20多个概念进行界定，并且指出有的概念没有特别定义，将与以前相关法律所指的内容是一致的。（注：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国卷·第三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立法对法律所适用的范围、对法律执行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避免了因对法律理解产生分歧而导致法律效力下降。总之，法律的实用性的地位比较突出，也主导着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