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1]（第一版）邓小平对这三大理论成果的贡献应该用浓墨重彩记载在党和共和国的史册上。本文试就邓小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和时代价值作些初步探讨。

      彪炳史册的历史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开拓者、奠基人，他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罗网，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第一次鲜明提出“相结合”的科学概念，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体现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尊重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前提和基点，来独立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方针政策。他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途径，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哲学基础。他领导的整风运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学风问题。总之，他最先从总体上、战略上、根本方向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第一个鲜明的民族形式——毛泽东思想。20世纪中叶，毛泽东又率先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奠基性工作。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参与创立、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成果的贡献，集中地说主要是：

      1.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的理论概括包含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邓小平文选》第1卷收入的43篇著作“集中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主要言论，反映了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17年这几个历史时期，对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他的这些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2]（出版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3]（第826页）。这是很中肯的。

      2.邓小平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建立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都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思想立场上，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毛泽东辞世以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有来自“左”的威胁，也有来自右的威胁。“左”的威胁典型表现是“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4]（第190页）“两个凡是”的错误在于，它“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4]（第38页）。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对于这一个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全国范围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得到了解决，“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4]（第190页），进而完成了党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右的威胁的典型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5]（第207页）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赶出中国思想理论舞台”，“要打破一元化思想”，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彻底毁灭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在国内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且有深刻的国际背景。面对这种复杂的背景，邓小平领导全党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捍卫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致中断，避免了后来在苏东国家出现的悲剧在中国的发生。

      3.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坚持和发展表现在多方面。其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早就把它提升到普遍真理的高度，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这是从辩证法的真谛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出的哲学阐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通过矛盾的特殊性发生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普遍性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的问题，本身必然是普遍真理。邓小平在新的时期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5]（第213页），并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的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在实现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探索和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坚持独立自主的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3]（第1634页）我们党获得的这些新的认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其二，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4]（第43页）他要求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得到更完整的概括，贯穿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几个基本方面以最简洁的语言得到鲜明的集中的表述，这使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形态更加完备。其三，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一脉相承关系的错误观点，强调“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4]（第39页），要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去弄清哪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附加在毛泽东思想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从而在全党树立了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