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在试点地区取得成功之后，正向全国推行，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的重大变革。既能够充分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又能够促进农村基层政权转变职能，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推进村民自治，完善农村管理体制，使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确实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本文以河南省新县为个案进行调查研究，就该县农村税费改革前后的情况、改革的现状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原有农村税费模式产生的问题及原因 （一）原有农村税费模式导致的问题 1、收费名目繁多、农民负担过重。调查中发现：该县收费项目最少的村，项目也达到15种之多，高的则更达20余种。农村有个说法叫“十八摊”，就是反映这种情况的。这些收费项目很多项目属于重复设置，有些是巧立名目，明显不合理。 农民负担的轻重可以从两个指标来衡量：预期收入和必要开支。作为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县，新县的农民收入来源窄、稳定性差、预期收入少。调查中发现：外出务工是该县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外出务工人口比例可达15％左右，而由于这个比例人群中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且受很多因素限制，其预期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平均来看，一个外出务者的年纯收入在3，000元左右。除了外出务工收入，该县农民的其他收入很少或者没有，但每年农民应交的税费却高得惊人。以该县苏河镇赵坳村2001年人均负担为例：2001年该村人均负担是219元，而农业税和特产税两项之和是71元，仅占负担总和的33％，其他收费明显过高。如果按苏河镇2001年上报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518元计算（实际数字还要小得多），每个农民应负担的税费金额占其收入比例高达14％，农民负担过重由此可见一斑。 2、征收标准不一。征税和收费的征收标准很不一致。该县吴陈河镇财政所李所长说，“乡里没钱就来找我要，我该咋办啊？迫不得已就只能到下面收啊！”每年乡镇政府支出情况很不相同。比如，有的年份需要“维修乡镇中学教学楼”，有时又需要修路，搞农田水利工程等，而各个乡镇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因此，收费标准不一在所难免。在收费这一块，年与年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甚至村与村之间都有差别 3、干群关系紧张。由于不合理负担过重，农民拒交、缓交税费成为常见现象。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把税费征收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衡量乡镇领导政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重要指标。 每年农民的夏忙时节也是政府的夏征时节。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基层乡镇将一切工作停下，派出干部下乡驻队，催缴税费，甚至会同派出所、农行、信用社等“联合执法”。他们逼迫那些不能及时上缴税费的农户向农行或信用社贷款缴纳，对于那些拒交税费的“刁民”、“钉子户”，则由公安机关带走“办班教育”。甚至赶走老百姓的耕牛或推走粮食充抵税费，“牵猪扒粮，抓人推房”，造成很不好的影响。采访中有农民反映，曾因税费征收问题和基层干部闹过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恶性事件。下面是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的几个具体实例： （1）该县苏河镇某村民组农民李某，其4个儿子有3个均已结婚成家，为了生计，他们常年在外打工，尚有一个因有些痴呆，留在家里帮老父亲干些杂活。3个儿子不在家，责任田无人耕种，后因怕村里罚儿子交土地闲置费，李某勉强耕种其中一小部分。2000年9月23日税费征收时，村里把李某3个儿子的缴款通知单拿给他，并限其在7天之内缴齐。李某对村干部说儿子已与其分家，而且他们并未寄钱回家，自己连生病吃药的钱都没有。因语言不和，与村干部发生激烈争吵，后其越想越气，竟至服用“毒鼠强”自杀身亡，村民对其颇为同情。 （2）2001年夏征，该县千斤乡某村民组农民吴文林之妻刘某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三，都急需用钱，而丈夫在外没有找到稳定的活干，挣钱很少。在村干部的威逼下，刘某四处借钱，还是不能一次缴齐税费。后乡政府会同派出所、村干部20多人身着借来的各式制服，到她家赶猪。因天气炎热等原因，途中猪竟突然死亡。哭追而至的刘某看到她家的猪已死，就边哭边跟在干部们身后索要赔偿，干部们不厌其烦，用早已准备好的手铐将其拷住，并发生扭打，场面十分混乱，影响恶劣。后吴文林打工归来，闻知此事，带领若干村民找乡政府论理，并长期在县市人大上访。 （二）问题形成的原因 1、管理和监督制度不完善，违反规定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严厉处罚。笔者在该县农村采访，也的确在农户家里看到了当地领导所说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但是，这些“监督卡”所应起到的监督作用微乎其微。当地农民说它是个“摆设”，“谁来监督啊？”“印卡的钱还得我们掏呢！” 农村税费改革前，基层普遍存在乱集资、乱摊派等增加农民负担的行为，但是因此而得到处罚的却很少。例如当被问到有没有听说哪个干部因为增加农民负担而受处罚时，该县农民说“从来没听说过”。 2、农村基层政权职能错位。农村基层政权除了要履行各项行政管理职能以外，还要作为经济主体去从事各项投资经营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亏损最终都由农民承担。一些基层政府领导为突显政绩，超出财政能力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基层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县、乡政府和村级组织涉及农民的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却由农民承担。过多且混乱的职能配置，又导致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膨胀，冗员过多。可以从农民收费来供养人员的制度缺陷，使得更多的人从供养他人的人员，通过种种渠道（包括正常和非正常的）变成被他人供养人员。例如该县沙石镇，镇财政供养人员已由1991年的246人增加到2002年初的379人，增加了14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