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的发展取向究竟是以银行为主体还是以市场为主体，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行有组织的价格开放，中国的宏观经济保持得非常稳定，价格上涨率较低，金融比率不断深化，实际的金融增长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比率。金融深化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90年代后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但中国金融隐藏的问题大量浮出水面，例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达不到国际标准、呆坏帐太多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步入了投资骚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大量的资本必须经过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配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银行担负着21世纪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也不为过。中国金融真正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究竟应该怎么改？本文并为不打算提出一条明晰的解决方案，只是通过回顾整个金融演化发展的道路，以作为金融改革的借鉴。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完整的论述大体可以追溯到熊彼特（Schumpeter，1911）。熊彼特认为，银行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一个支点的角色，因为银行选择了什么样的企业来使用整个社会的储蓄或者说资本，依据这个观点，银行可以通过影响资本的配置和必要的利率调整来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同时，熊彼特也指出了银行对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变迁具有积极的影响。观点更为激进一些的是Walter Bagehot（1873）和John Hicks（1969）。他们对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工业革命时期普遍运用的技术其实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发明出来了。在这10年期间，英国形成了相对完备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体制。因此，他们有理由认为，工业革命只是等待着大量的可资利用的资本，正是金融体系完成了这个任务，才点燃了英国工业革命之火。另外，经济史学家也已经甄别了在19世纪60年代某些国家由于特定的金融事件而导致的突发性的经济增长。例如，Cameron（1961）和Gerschenkron（1962）将法国19世纪中期的经济增长归咎于Credit Mobilier法的确立。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联系在后来的许多经验性的研究中都有记述，如Cameron（1967）和McKinnon（1973）。最值得一提的是Gold-smith（1969，p48），他利用35个国家，1860年到1963年的数据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他发现，在几十年的期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大体存在着平行的特点，在数据可得到的国家，有迹象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时期通常伴随着超过平均水平的金融发展（虽然也有例外）。不过，19世纪60～70年代的这些研究只能简单地意味着一种关联性，并不能保证它们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机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坦白地表达了类似的怀疑。例如Joan.Robinson（1952，p86）很早就认为金融只是企业的附属，她说“企业走到哪里，金融就跟到哪里”，颇有萨伊的供给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味道：Lucas（1988）比较中庸，虽然不否认金融的重要性，但也坚持，它被过于高估了：最过分的要算Douglas-North了，他甚至认为，是经济增长导致了金融发展，而不是相反。从此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之前，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被忽略了。 重新引发人们对金融与经济增长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是King和Levine（1993）。他们对80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9期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金融发展能预言随后10年到30年的经济增长，而且他们也认为这种观察到的联系并不是基于一种错误的推理，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结果也无法完全消除其他人对因果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注定要引起很多争论。因为，金融发展和增长都可能被同一个忽略了的变量比方说家庭的储蓄倾向所推动，另外，潜在的预期也是一个恼人的问题，它使得金融发展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指示器面不是原因性要素（Levine和Zervos，1998）。随后，发展经济学家加入其中（事实上，他们很早就曾在这块领地活动，如Mckinnon和Shaw）它们一如既往地推崇资本积累，毫不掩饰地说它是潜藏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因素，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能够提高国内的存款利率和吸引外部资本流入，从而达到积累资本的目的，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惜，他们的辛苦没有得到对等的回报，问题仍然还是问题。为了尽快地摆平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Raghuram·G·Rajan和Luigi Zingales（1996）具体检验了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非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与持续的金融发展是相违背的（这只是重复了Goldsmith的发现）。尽管也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一个国家投资机会的改变，但金融却能使企业更容易地把握住这些机会，从而推动长期增长。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两个不怎么出名的人物，Jayaratne和Strahan（1996），他们发现，在1972年到1991年期间，美国许多州废除了对银行的管制后（比如在此之前，不允许银行在其他州设立多家分支机构），金融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旧的没有效率的银行被淘汰：但银行贷款的数量并没有明显的扩张，而是在质量上得到提高（这就否定了预期的可能）。在这段时期内，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上升了0.51到1.19个百分点。很自然地，一些经济学家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批驳，认为：金融部门可能只是预期到了后来的经济增长才显现出因果性，Jayaratne和Strahan据理力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在1972年之后，银行贷款应该大幅度增长，而事实刚好相反。随后，在此基础上，Rajan和Zingales（1998）运用类似的方法，但做了一些重要的改进。他们并没有直接度量金融部门的变化对增长率造成的影响，而是检验了一个国家内金融部门的发展对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这本质上涉及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前提：要在因果性检验上取得进展，必须搞清楚金融发展具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并能够经验性地描述它如何起作用。Rajan和Zingales的发现意味着，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满足了一系列产业的需求，然后促进了另一个新产业群体的出现，从而驱动整个经济增长。由此之后，关于金融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怀疑平息才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