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这个前提出发建设好和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劳动人民的根本意志所在，从而也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发展目标。财政是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正如列宁所说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财政作为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它的职能显然必须以此作为根据，它的一切发展研究与创新也必须以此作为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社会主义财政的发展和创新，必须紧紧围绕着社会主义的本质，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优化服务。马克思曾指出：“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8页。）可见，分配政策与手段是同生产关系进而与上层建筑紧密联系的，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东西，它的性质反映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反映着上层建筑的性质，而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显然它也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讲的那样，将能动地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分配的效率将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很大，各个集团各个部门有着各自的个体利益，国家是总体的代表，要从整体长远出发，不能从一时一地出发。 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财政分配应当发挥调节经济的能动作用 社会主义的财政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财政分配得正确与否，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极大，其作用也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直接。财政是从国民经济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其来源在于国民经济这个母体，但其影响范围又覆盖了全社会，覆盖着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手段，交换和分配是中间环节。分配是使社会再生产有序有效进行的关键一环，财政研究和作用的直接对象就是分配，也就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提到的将国民收入划分为“三大基金”、“六项扣除”并进行的分配，但同时财政分配也对生产、交换和消费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财政政策发挥职能的过程也是与工资、价格、信贷、企业财务等经济杠杆相互配合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其他杠杆发挥作用又要受到国家总财力的制约，这就使得财政的重要性得以突出，所以居于主体地位，影响各方面的分配，哪一方面出现了偏离都会影响总分配，大家必须考虑主体，服从主体。资产阶级权利和资本的作用在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发挥，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的领域中也少不了它们的身影。因此，财政有可能、有能力也有必要通过适当手段对资产阶级权利和资本作用的发挥加以引导，使其扬长避短，为社会主义的快速健康发展服务。现在常常把现在国家通过预算集中分配的部分，主要是行政、教育、文化、医疗、国防等几个方面的分配误认为国家财政的全部，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功能置于不顾，以小财政代替了大财政。当前财政收入只集中了GDP的20％，还有80％的GDP在财政分配直接控制之外，而财政要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必须具有调控社会资本的分配和使用方向的功能。当前党中央提出了和平崛起战略，由此财政必须考虑到国防战略问题，没有坚强的国力，和平崛起无疑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明确了财政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定位：财政作为再生产过程中的中介环节，必须和交换一起，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而且最终为消费服务，因为国家的战略方针、发展政策归根结底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个目的上来。这里所说的消费，不仅指现在的消费，同时还是瞄准2050年我国基本建成了现代化条件后的消费。此外，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为了取得国际竞争的有利条件，在经济战略与国防战略互动的前提下维护我们发展的安定局面，我们还必须把消费的眼光从国内放射到全世界。以上三点就是我们不断促进我国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财政调节宏观经济的目标也必须与这一消费目标相一致，从而使财政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能充分体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思想。 在计划经济时期，与金融相比财政居于更为重要的调控地位，改革开放后，财政金融分开了，现在银行控制着全社会的金融资本达35万亿元，比2001年的GDP多两倍以上，而财政能直接支配的为2万亿元，只有GDP的20％。现在我们需要大力研究的课题是如何运用财政手段，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来合理地调动社会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江泽民同志在为《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所作的重要批示中，对社会主义财政的任务作了明确的阐述，他强调：“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正确运用财政政策，运用预算、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对优化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运行，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而雄厚的财政，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我们讲要做大蛋糕，首先是指发展经济，然后才是做大财政收入盘子。因此，财政为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服务，重点是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上。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12月《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的：“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46-847页。）必须反对三次分配的资产阶级分配观念，所谓三次分配是指以社会分配为第一次分配，国家分配为第二次分配，以按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慈善行为进行的募捐为第三次分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为资本的剥削进行辩护，鼓吹剥削有功论。因为社会慈善行为的资金绝大多数来源于资本的剥削，资本家通过慈善事业的手段来分配剥削的财产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只能实现资本主义永恒论，与马克思主张的全人类的解放差距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