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力度已经够了

      最近，有关机构开始发布一季度的主要经济运行数字，总的看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仍在继续攀升，由于一季度的GDP增长高达9.7％，而去年二季度受“非典”影响，GDP增长只有6.7％，是个低谷，如果目前的速度维持不变，则二季度百可能出现超过11％的两位数高增长，据此，有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

      我在去年末和今年3月份连续写了两篇文章《2004：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局》和《通胀不可虑，通缩最堪忧》，都是说中国不可能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与通胀，而面对3月份的数字，我的看法仍然没有变，道理有两条：

      第一，目前的高增长是由投资需求拉动的。2002年消费实际增长率是9.4％，2003年是9.2％，今年一季度仍是9.2％，十分稳定且低于GDP增长率。出口去年还有255亿美元的顺差，今年一季度已经出现89亿美元的逆差，贸易对需求的贡献已经是负值。只有投资在去年高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度攀升，一季度高达43％，所以拉动增长的目前只有投资这一个需求因素。许多人喜欢把目前的情况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几次过热相比，但是必须看到，以前的过热往往是投资与消费都过热，有时甚至是消费比投资还“热”，但目前的情况是只有投资出现高增长，这是与以往情况很不相同的一点，应当引起注意。

      改革开放前，由于投资规模过大也引发过多次过热和强力调整，但与目前的根本区别是：那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价格因素。现在则不同，投资增长快，投资物品的价格增长也快，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也能使投资物品的供求“自动”达到均衡，即是说，价格上涨就会抑制投资的增长，价格涨到一定程度，投资再增长就很难，一季度钢材价格在某些地区已经出现回落，就反映了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

      投资与消费不同，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下个周期就是供给，目前价格上涨最强烈的领域，也是投资上得最猛烈的领域，所以生产能力的跟进也能很快平抑对投资物品的需求，例如一季度钢材产量的增长已经接近30％这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特别是在80年代中期，能源、原材料严重短缺，但是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却上不来，究其原因是在体制转轨条件下，国有企业把收入都转化成了消费，在企业内部缺乏积累机制，现在则通过改革建立了多元化投资主体，形成了企业对投资效益的追求，这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同点。

      因此结论就是，目前投资的高增长不会引发类似于过去那样的持久乃至失控性质的“过热”，如果采取过度抑制投资政策，就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出现“大落”的局面。

      第二，物价上涨的原因不是总需求过大。通货膨胀有三个基本类型：一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总量型；二是输入型，就是由进口物品价格上涨推动国内价格上涨；三是结构型，是由于供给方面的某些产品供应短缺导致价格上涨，并向其他领域传递。去年以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比较大，对国内物价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但从物价上涨的结构看，主要还是钢材、铝、水泥等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最大，带有典型的结构性通胀特征。

      供给和需求是两类截然不同的变量。需求是货币购买力，只要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马上就可以形成对某一类产品的购买力，所以是“快变量”。供给则不同，要形成某种产出水平的供给需要有一个投资周期，所以是“慢变量”。中国去年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在沿海许多发达地区已经超过3000美元，所以从2000年以来，出现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就是开始进入到消费汽车与住房的时代。消费与供给结构变动的“时间差”令供给结构一时无法适应，必然会引起结构性短缺和这些短缺部门的物价上涨，这就是结构型通胀的形成机理，目前高投资、高增长与高价格涨幅的领域都是与汽车和住宅消费高度关联的产业领域，就是这个机理的表现。结构型通胀会持续多长时间也因此与这些领域的投资周期有关，能源、原材料等都是重工业部门，投资周期从历史经验看一般要5年，改革造成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结构，民营企业在当期的投资热潮中已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重点短缺领域由于民营企业的进入也会缩短投资周期，所以产出高峰可能在3年后就出现，届时结构型通胀就会走到尽头。

      在去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中，粮食短缺也是重要因素。粮食短缺的原因是粮价过低与耕地面积减少，但是粮价上涨正在拉动农业生产，国家也连续出台了许多扶持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措施，据有关部门预测，由于今年播种面积增加，粮食总产可能有明显的恢复性增长。此外，据国际粮农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谷物产量将可能比上年增加2亿多吨，贸易量可能增加近3000万吨，国内外粮食供给增加将成为平抑国内粮食价格的有利因素，所以到夏粮上市，由粮价推动的消费物价上涨就会受到明显抑制，到秋粮上市将可能出现显著回落。

      许多人仍然坚持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是总需求膨胀所造成的总量型通胀。西方经济学对西方市场经济长达200年的研究早就证明，决定总量平衡的机制是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则总供给过剩的情况越严重，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导致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但少数人的消费终究有限，大部分收入都会转化为投资，投资又形成新的产出，所以在收入分配差距显著拉大的背景条件下，消费需求就会受到强烈抑制。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不活跃，投资需求的活跃就难以持久，投资品价格的上涨也难以向消费物价传导。消费被压抑，投资膨胀的结果只能是制造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中国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的过程，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目前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5，甚至比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高，所以，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再也见不到消费膨胀的局面。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1.5亿人，城市还有2000多万下岗职工，登记失业率还在上升，从就业情况看没有过热。从资金情况看，银行存差在去年扩大到5万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增加了4000亿元，一季度居民储蓄同比多增664亿元，而贷款同比多增只有247亿元，只是储蓄新增额的37％，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也是同比多增了69亿美元，所以，从资金情况看，仍是过剩的局面。在这种格局下，“局部过热”也好，物价上涨也罢，都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