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去年10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发出警告：中国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概率很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则更直白，他最近在《反思国家发展战略》一文中指出：“改革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在前提模糊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中靠垄断形成的。”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转型时期的迷惘和痛苦 市场经济10年，市场化取向改革25年，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吴敬琏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好的，也就是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要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作为中国25年剧烈社会变革的副产品，中国社会成员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对权力与资本的感受呈强烈反差——普通人群在不同程度地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活力的同时，亦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转型时期的迷惘和痛苦，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等、就业困难、社会失信、腐败成灾、黑社会猖獗等等。 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定局。“但是，两者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方向，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改革派学者警告说，中国在历史上经历过歧路。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曾经一度出现过好的势头，可是不久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有资产渐进私有化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去年11月11日在北京讲到私人购买国有企业或商业的问题。李荣融说，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正着手寻求合并重组，以实现“大公司大集团”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以前的政策是“抓大放小”，现在连大的也不要了，这从本质上讲是大规模私有化，为一些战略性产业的国有企业出售多数股份开了口子。 官方统计，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由1997年的26.2万家减少到2002年的15.9万家。 目前已经被地方政府挂上“草标”待价而沽的例子有：西安市政府发出了500亿国资的出售公告；重庆、上海市政府分别推出千亿元国资的出售计划；北京市政府举行了104家国企、252亿国资进入产权中心挂牌交易的推介会；天津市政府发布了118家国企、约300亿资产的重组计划；10月底，辽宁省政府拟出千亿资产国退民进的时间表…… 奇怪的是，“各地推出大规模的国资重组计划时，其中大部分城市的国资监管机构都尚未挂牌。”“管家”尚未挂印，监管机构尚无踪影，在既无规矩、又无裁判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指望会有规范公平的交易出现，又怎么保证没有人混水摸鱼？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目前的官营经济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改革前的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主流的乃至惟一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前期直到90年代初也是和非国有经济并列的一个经济形态。而现在，中国的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独立的经济类型，它已经变成利用垄断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 2002年、2003年是富豪落马的“高峰期”。仔细观察这些犯案的中国富豪，他们分布最集中的行业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浓厚的行业，例如房地产业。政府的管制造成了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这些行业出现问题富豪的概率也很高。富豪落马之后，直接受到牵连的往往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是这些富豪拓展财富的重要工具。 经济学家巴曙松说，国有资产出让同样是造就富豪的重要领域，这实际上暴露了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只要政府管制还广泛存在，只要行政权力还在不透明地参与市场运作，那么，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动地无能为力付这些租金，问题富豪就难以避免。“所以防范问题富豪继续出现的关键，不在于打击和清理上榜的富豪，而是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开放的、有活力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权力与金钱编织成网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认为，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地方大员位高权重，一旦围绕其形成牟利群体，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吴敬琏分析，中国经济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概率很高，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的干预力度和“双轨制”的存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便有许多“设租”的机会。 据吴敬琏计算，“设租”的租金总额相当于GDP的20％，经济学家樊纲等人计算的数额比20％还要高。即使按最保守的20％计算，上万亿的巨额租金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刘福垣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由于没有明确独立的地租范畴，20多年来，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公有地租流失到土地倒卖、开发商和外国人手中。财政税收在大量流失的同时还常常发挥逆调节作用，高收入阶层漏税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