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能源和生态变成为科技资源研发利用的龙头产业 近中期中国科技资源的研发和利用，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 首先，从1999年始，中国面临的安全形势日显恶化。1999～2000年北约完成了第一轮东扩，科索沃战争后，冷战时的铁幕边际大幅东移；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基本从法律上完成了从日本、菲律宾到澳洲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联盟关系。2001年和2003年，美国又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军事力量插入中国能源进口量最大的中亚地区。这对中国已形成了东西合围的态势，这种态势从某种意义上又增大了中国在东亚商品市场和中亚能源市场的安全风险。 近几年台湾当局加快了“台独”步伐。从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台湾当局已在文化、外事、特警，特别是军队等领域从组织上完成了“台独”干部更换；从2003年起，台湾当局加快速度提升军事技术，为向中央政府最终“摊牌”做军事准备。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当局在当年年底又公开提出“公投”和“修宪”的时间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军事准备不得不大幅提前进入中国议程。 资源的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也迫切要求中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中国海军建设的大发展。 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紧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事实上，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和自由地获取世界资源，仅在中国现有资源基础上经营“世界工厂”，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最后是生态技术。在这方面，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加剧。二是资源严重短缺，目前中国已处于中高度缺水国家之列。三是草地退化严重。中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四是生物多样性安全度降低。我国已有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五是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仅气象、海洋、地震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损失（折合成1990年价格），就呈明显上升趋势：20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20世纪60年代570亿元；20世纪70年代590亿元；20世纪80年代690亿元；20世纪90年代前5年约1190亿元；1996年仅因水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2200亿元；1998年中国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3007亿元。六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加大。 几点政策建议 值得说明的是，国防及相关的战略产业是商业性质最小而政治性质最大，因而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基本上是不可交易因而必须自主研发的领域。但是，在能源和生态领域，大部分一般技术乃至一些高技术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技术贸易，通过“跟踪模仿”从世界技术资源中获取。比如，欧盟每隔几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都对生态环保领域合作有相当的篇幅，欧盟与我国在这些领域也确实开展一些合作项目。今后我们可继续并将这方面的合作尽量扩大为多种相关领域如中医、节能、生物、农业等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在这种合作中推进我国相关技术及其能力的升级和提高。但即使在一般技术方面，只有拥有相当比例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国家，才能拥有获取、利用和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战略主动权。 为以国防、能源和生态为龙头产业，提高中国高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加大自主创新技术产品比重，并以此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以“两个中间地带”即南方国家和欧洲国家为重点领域，加大科技进口和输出。科技问题，尤其是高科技问题，即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自9·11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企图已与欧洲产生严重的分歧，并与南方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日臻激化。相信在科技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今后欧洲会为中国预留远大于美国留给中国的商业贸易或非商业交易的余地，因为这样符合欧洲的政治利益。但鉴于中国与欧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在国防工业领域，欧洲对华技术出口也会采取相应禁止和防范措施，但在其模糊地带，如航天、航空、计算机、材料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欧洲与美国相比，其对华技术出口政策要宽松得多。从这个角度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中国在全球科技资源、尤其是上游高科技资源利用与合作方面，可以加大向欧洲倾斜的力度。 其次，培育和依托国内技术市场，在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南方国家之间连接以中国科学技术为上游的技术产业链条。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我们的技术出口中，可将总体技术劣势转化为局部技术优势：可将中国自主创新技术新产品附加值较高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在母国公司进行，而将其余部分附加值较低的技术随中国投资可向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推行中国技术标准，并由此形成以中国为上游的技术链条。这既可降低中国资源消耗，也可扩大中国的海外市场。 第三，扩大、深化和强化民族科技市场，重组中国产业。近代历史中的拿破仑、俾斯麦、林肯等，都是为统一的民族经济和市场挑战以英国为源头的资本全球化的伟大人物。法国、德国、美国经济和科技都是在拿破仑、俾斯麦、林肯之后获得快速发展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较早地对外开放，其实更重要的还得益于对本国民族经济和民族市场的强力保护。韩国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尤其是对民族汽车工业的保护，其力度近乎强制。民族经济依赖于民族市场，民族的科学也只能生长于民族的市场。没有民族市场的科技，其结果只有依赖于他国市场并为他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