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苏东改革，是世界共产党执政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尽管改革以苏联东欧执政党的失败而告终，但却为今天仍在执政的共产党的改革事业提供了诸多教益。毕竟我们和苏东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在执政模式和活动方式中有太多的渊源关系及相似之处。因此，苏东执政党在改革时期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改革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像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转型期地方党组织功能及其转换就是其中的一个。本文想就苏联和匈牙利改革时期执政党地方党组织功能转换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一下回顾、梳理和评析。 一 要考察苏、匈改革时期执政党地方组织功能转换中的问题，首先需要对苏、匈政党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结构关联进行回顾。因为正是这种党和国家之间的结构关联，决定着地方党组织的功能，当改革触及这种结构，并使其发生改变时，随之而来的便是地方党组织功能转换的问题。 苏、匈的体制模式，我们可以借用一下匈牙利学者玛丽亚·乔纳蒂的分析（[匈]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她认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由两个正规的等级体系构成的。一个是国家等级体系，也可称为非党的等级体系，另一个是党的等级体系。两个体系的共同特征是，都呈金字塔状，都有一个顶峰和清晰的底部。在国家等级体系里，顶峰是总理，底部是最下层的国家组织单位（企业、农庄、医院、剧院、地方委员会等等）。在党的等级体系里，顶峰是党的第一书记，底部是由在最下层的国家组织单位里活动的党组织构成。在两个体系中，权力的行使都是自上而下的。在不同等级层面上的组织和个人，享有各自的级别和特定的权力，位居的层级越高，意味着权力越大。 我们看到，这种等级体系实际上形成了内部的单向依附关系，无论是权力关系，还是利益关系都是自下而上的单向依附。这种依附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的特征，同时也是它得以正常运行的保证。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两个等级体系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渗透和交叉的。党的等级体系实际上通过一些工具，对非党的等级体系实现了全面的监督和控制。这些工具包括：（1）党管干部的原则，任命制的普遍实行；（2）归口管理，在党的组织系统中成立与政府部委相同或相似的机构；（3）地区负责制；（4）党的纪律。通过这些手段，党的控制达到个人从而能够渗透到整个非党的决策机构，使党的意志和预期得以实现，同时起到控制作用。正像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实际上社会的一切活动，从头到尾都是由党的机构及其作出的决议，由党的上层领导所作的决定和指示，加以规定和操纵的。”（[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雷日科夫在反思过去时也写到：“只要回想一下那个时代权力机关之间的真实关系，就可以排出这样一个顺序：党-政府-议会，它们的存在不是平行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在这个顺序中，党的领袖具有绝对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实际上，当时党的机构参与国家管理。部长会议经常以自己的名义签署由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决议。”（[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卡达尔1975年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9次党代表大会上，总结说：“党的监督活动必须包括一切社会活动，它必须涵盖经济、国家、科学和文化的一切领域。党的监督目标不单是发现错误并惩罚相关的责任人，这是自然的。党的监督的实质是帮助党的决议的实施，准确评价某个领域的国家事务，提出适当的建议，改进执行状况，普遍地应用经过了良好试验的技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11次代表大会纪要》） 这样一来，实际上形成了另一种依附关系，即非党体系的行为人对党的等级体系的依附。国家等级体系中的官员不仅要服从体系内的上级，而且要忠诚于党。 正是国家等级体系和党的等级体系的这种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以及它所形成的体系内部的依附关系和体系之间的依附关系，决定了在党对一切社会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链条上，地方党组织不过是大大小小的环节。它的功能实际上就是依据上级党组织的意图，行使自己层级的权力，在对具体社会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代表党的观点，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匈牙利中央党组织曾向它的地方组织发过这样的指示：基层和中层党组织的领导人……要监督党员领导工厂、企业和合作社所做的经济工作。必要的时候，应该要求他们改变决策。如果在他们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他们不能够纠正与党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条令相冲突的不适当作法，他们应当向上级党组织寻求帮助。到80年代，匈牙利中央党组织又对企业党组织及其成员发出过以下指示：在企业领导机构工作的共产党员肩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责任，他必须在企业决策过程中代表党的观点……党组织确定的立场必须优先于经济决策，党组织应该要求部门负责人和经理人员负起责任。 二 上述体制模式的弊端众所周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官僚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执政党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可能再回避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因为，长期以来体制负面效应所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出现了体制维持自身运转的危机，由此而来的还有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随着改革步伐的迈进，纵向与横向的分权既是社会民主运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苏、匈执政党解决自身合法性危机的出路。 执政党由高度集权到分权，在这个过程中，苏、匈执政党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可能同时是进化的、维护性的和引起混乱的。从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看，它是进化的；从它对自身的支持机制的影响看，它是维护性的；从它对权力结构的影响看，它是引起混乱的。”（[匈]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随着执政党的放权，从理论上说，党的地方组织功能的转换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苏共二十八大新党章所确定的那样：“基层党组织宣传和执行党的决议，在劳动集体中和地区内履行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职能，对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施加影响，维护社会公正。”（《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但是，从苏、匈执政党的实例看，这种转换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而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以至于功能的转换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