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内外部经营环境的剧烈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多年依赖国有独资管理体制形成的行政管理模式,日益面临来自金融市场结构演变、市场竞争等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本文拟通过分析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现状,剖析当前治理结构改革的难点,研究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方向,并在充分借鉴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治理结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股份化改革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基本对策。 一、改革现状:治理结构缺陷突出 (一)缺乏合理的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股权结构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所有者对代理人的监控效率和所有者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首先应当强调的是,股权的单一化不可能形成监督制约关系,股权的适度多元化是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实际企业运行看,当股权比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时(集中的形式有多种,如大股东、收购、大债权人等),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这些大投资者较股权过分分散在众多小投资者手中时更有动力和能力搜集企业经营信息和监控代理人,在有关决策上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大投资者有足够多的投票权对代理人施加压力甚至通过经理市场和购并市场来罢免代理人。换言之,大股东们是通过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对企业资产的足够控制来解决代理问题的。但是,股权过分集中却会导致这样一个负面效果,那就是大股东很可能会利用手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投票权来为谋取自身利益时而侵害小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国有股权占100%,即所谓的“一股独大”,难以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 (二)缺乏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关注 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的缺陷是缺少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绩比较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根据统计资料,从税前利润方面来看,1996年国有商业银行高于其他商业银行,但自1997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低于其他商业银行;近几年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银行整体利润水平趋于下降,但国有商业银行下降得更快。从人均利润率来看,虽然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国有商业银行下降幅度明显快于其他商业银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非国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建立之初便比较重视引入公司治理结构。一些发展较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以及招商银行等)都已择机陆续上市,采取股份化的治理结构。所以,不难看出正是国有商业银行滞后的治理结构使其失去了竞争优势,并导致资金收益串下降,影响了外部关联者的利益。 (三)缺乏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主要采取行政管理的模式,缺乏“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内在机构,其内部不存在真正的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没有来自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来自股东、董事、监视、外部关联者等方面的强大监督机制,直接导致国有银行经营活力下降,经营风险加大。 (四)缺乏充分的信息披露机制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作为国家直管的金融机构,缺乏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定。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也缺乏关于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的意识。在传统的意识中,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信息,还不时地作为内部的秘密来看待,人为地将商业活动中必要和必须的信息披露,提升到了一个商业秘密甚至于国家秘密的高度。导致其信息披露一直没有制度化。其信息披露的方式,部分通过年报,部分通过银行管理层的谈话,部分通过相关研究人员不经意的研究报告泄露等方式向外披露。由于信息的完整性、可靠性、权威性无法得到保障,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大有几分“神秘色彩”,严重削弱了外部关联者的监督,加重了内部人控制现象。 (五)缺乏管理者激励机制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对人力资本的高度重视,缺乏用高薪来吸引高级人才的自主权,缺少先进、灵活的激励机制,从而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尽管具有众多经营优势,掌握着庞大的资源,但在管理者和员工的收入上却与股份制商业银行有着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有银行经营者的积极性。 二、改革难点:国有银行产权制度不明晰 “一股独大”、产权制度不明晰是导致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经营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是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的难点所在。 一方面,“一股独大”导致股权多元化困难。实践中,国有银行国有股所有权缺位,分散其巨额股权的思路又面临资本投资市场来源不足的约束,实现股权多元化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不良资产包袱消化困难。产权不明晰致使国有商业银行付出沉重代价,在原有体制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承担了过多的政策性业务,导致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渠道是财政,但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推动国企发展成为国有银行的历史重任。进入80年代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取代了财政成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供给者。据统计,改革以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每年贷款额的80%以上流向了国有企业。1996年底,国有企业占用的国有银行贷款余额47434.7亿元。没有银行的金融支持,国有企业的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金融支持却使国有银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99年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接收了国有银行在1995年前产生的1.3万亿的呆坏帐。但剥离后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又上升到近2万亿元。因此,如何消化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提高存量和增量资产的质量,使投资者利益得到保护,将成为国有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