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就如潜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癌细胞，若无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它一旦获得了发展的条件。很快就会因病变而膨胀和蔓延，最终导致国家和政党的灭亡。因此，反腐败是整个人类社会和国家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毛泽东的整个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建国后，他为端正党风廉政，从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中，提出了许多反腐败的重要思想，用巨大的精力和心血凝聚成的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腐败已成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对于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和领导，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战略高度警惕资产阶级腐蚀对我们党的危害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以伟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眼光洞察反腐败问题的，其反腐败思想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很强的预见性。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2页。）1941年，他又强调指出：“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3页。）1944年，正当抗日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时刻，他又向全党推荐郭沫若论李自成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并把它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其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8页。）记取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由于领导层的生活腐化导致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军由胜利到腐败，再到失败的沉痛教训分析得入木三分，认为在全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有些人就有可能把执政党的地位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以权谋私的工具，利用手中的权力搞不正之风。这在当时，就象一剂强效的预防针，对于防止党内有些干部可能发生腐化变质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毛泽东一直是十分警觉的。1949年3月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注：薄一波：《若干重大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55页。）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38页。）这就是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引用的“糖弹论”。在会上，毛泽东不仅预测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提出要求：“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39页。）这个讲话可以说是毛泽东反腐防变思想的核心内容；它闪耀着马列主义纯洁党的学说的真理光芒，几十年来，它一直指导着中国共产党反腐防变的斗争实践。 （二）依靠法制，严惩腐败 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经常性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它必须走法制化、制度化的路子。毛泽东十分重视通过法制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曾说：“为了对贪污分子和……盗窃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制定一个法律就是完全必要的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14页。）1952年1月他要求中央有关领导尽快将惩治浪费条理起草出来，之后他亲自作了多次修改，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施。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条例》和《决定》对机关干部和党员的行为作了比较详细的规范，明确规定了违法乱纪行为应受到的处理。像这样的法制条文的公布与实施，对于以后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沿着法制化轨道进行打下了基础。 依靠法制，严惩腐败，是毛泽东反腐败斗争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他曾经指出过：对于一切贪污行为必须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按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程度不等的处理，“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出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2页。）毛泽东严格依法办事，对腐败堕落者的严惩从不姑息手软。早在延安时期，曾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并在平型关战役中身负重伤荣立战功的某团政治委员刘振环，因贪污500元公款被开除党籍。1937年10月，在处理高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打死女学生事件时，毛泽东就坚定地表明态度，对黄克功处以死刑。他在给当时的法院院长的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成员。我们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对这个从小参加红军曾任过旅长的高级干部的认罪伏法，在党内外都有很大震动，表现了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和真诚。 建国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在执政的环境中，党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革命队伍中确有少数人出现严重的蜕化变质倾向。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执政的考验面前，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面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脱离了党和群众的监督，丢掉了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那些本来就党性不纯、剥削阶级思想未得到改造的人发生蜕变。个别投机分子，则是劣性难改，旧病复发。他们有的从吃喝受礼发展到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对这种严重的腐败现象，毛泽东从对人民负责，捍卫人民政权性质的高度，及时地通过“三反”、“五反”等斗争，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党经受住了执政考验。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余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9人。在这次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毛泽东严肃地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成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薄一波同志在回顾这一事件时曾指出，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在“三反”中，毛泽东下决心依法坚决果断地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应该公正地说，他们的确曾经是党的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曾经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出生人死地苦斗过，曾经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在处决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有的同志考虑到刘、张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希望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当薄一波同志向毛泽东转达这一意见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同志说：“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52～153页。）对于我国这个第一大案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忆犹新，至今仍属执政党反腐败斗争史上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