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由来 2002年5月31日下午，地处浙东A镇的A村小学，作为第六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实施的场景，正在经历着一种奇特的社会生活氛围。A村属于问题村，干群关系异常紧张。为了防止村庄紧张的过度表达，十几名镇干部奔赴现场，三十几名预备役民兵整装待命。在选举现场，近千名村民尽管未表现出公开的冲突，但是，我们仍然感觉到弥散在紧张的空气中的公开宣泄、不满与牢骚。正是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三个感兴趣的社会文本： 文本一：自我们9月11日以“请捉拿如此胡作非为的村、镇少数干部，还我土地、还我环境……”为题，走访中央（恕我们直言，我们认为地市府作用不大，而省府也可能力不从心），蒙中央重视，派中央电视台直面我地采访报导，我们非常感谢，咸以为多少总会有些震动，因为现在是“不震不动”似乎成风，这一风气自然也就造成了“雷也打不动”的难局，说实在我们这些草民也是事出无奈，跨过两条母亲河，远来北京，旷时费力不算，也难免得罪基层地方官吏，但为了农民生存空间的一席之地，明知滩险，也只能新新鲜鲜讲到死的争渡。……像B（A村党支部书记）这样“官”少“管”大的吏，吏管百姓，百姓无权管吏，但官可管吏，因为权威所在，不怕贪吏不低头，所以我们村民呼请你们上官，对我村支书B立案追查。…… 文本二：A村发生上访原因主要是：1、村两委班子内部不团结，个别班子成员与B书记矛盾。2、新老干部之间矛盾，原书记换届时退下来后有意见。B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工作兢兢业业，带领班子一班人为A村事业发展搞开发（岩场），争项目（拆解园区），总体素质是比较好的。当然当干部在处理群众的日常事务中全部达到群众要求是不可能的，所以个别群众就有意见，不能碰到一点挫折和阻力就退缩，只要是正确的、对的就要坚持下去。 文本三：关于A镇A村村民反映的该村党支部书记B存在擅自发包村公共工程，导致这些工程建设质量低劣等问题。我局根据市长的批示精神，以（2001）202号函交办A区政府。目前，A区政府有关部门已对此作了调查（根据A镇的调处情况），结论为所反映的问题与B无关。 这是关于A村事件的三种声音。A村村民越级上访的发生的确表明村庄肌体出现了反常症状，在村庄共同体内部已经集结成不同地位、结构的冲突性群体，这种紧张结构在社会行动上的表现映射了村庄的失范。 失范（anomie）是指没有行为规范和标准，或虽有行为规范和标准但不够明确甚或互相矛盾的社会结构或个人品质。[1]在标准的社会学思想史中，失范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来的。涂尔干比较关注社会病态与失范问题，认为失范说明社会控制机制在两个维度上出现问题：集体意识丧失了社会规定性隐而不显；个体意识丧失了自我规定性使欲望本身凸显出来。简言之，失范意味着“社会在个体身上的不充分在场”和“社会的缺席”。[2]（P29） 与涂尔干的着眼点不同，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则认为，对失范的分析不能还原为纯粹的集体意识问题，而应该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以文化或规范的方式描述的目标，另一种是以结构的方式描述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文化生产目标，社会结构决定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制度化手段，或他们能得到制度化手段却对文化倡导的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都不重视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便是社会失范，以简单的话来表述即“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与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断裂或紧张状态”。社会失范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张。为缓解这种紧张，便可能以革新、仪式主义、逃避主义和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其中，+代表“接受”，-代表“拒绝”，±代表拒绝现存价值，代之以新的价值）： 适应模式文化价值制度化手段 Ⅰ.顺从 ++ Ⅱ.革新 +- Ⅲ.仪式主义 -+ Ⅳ.逃避主义 -- Ⅴ.反叛 ± ± 默顿的失范研究就是建立在对上述五种适应类型的分析之上，其中“革新”与“反叛”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一理论说明了失范和其背景的关联，往往正是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为其提供了动力和资源。（注：参见渠敬东《缺席与断裂》中的“失范理论综述”部分，朱力等《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的第十章部分。） 根据默顿的失范理论，A村村民的越级上访意味着村民以“反叛”这种适应性形式来表达对目标与手段的一种既爱又恨的反应，说明了村民的需求与普遍的价值目标有冲突，且在现有的体制环境中无法满足或受到限制，不能以正常的途径达到目的，只有以反常的途径获得。 因此，本文将采用默顿的失范理论，以A村村民的越级上访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把村庄的社会结构与村民的具体行动连结起来，从制度-文化背景来阐释村民上访行为的动因，即普遍的价值目标对村民而言是否是可欲的？在特定的互动情景中村民是如何确定自身的价值目标？制度规范能否为村民的具体行动提供合理性的支持？目标与手段在具体行动过程中究竟是怎样出现裂痕的？通过上述的追问，我们发现，在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的普遍价值目标之下，村民的基本诉求是生存空间与生存意义。不幸的是，村民的生存伦理遭遇严重挑战。而在村庄的秩序维系中，非治理精英的崛起与民间记忆的阐释，共同促成村民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其基本的生存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