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地区差异分析

      一、增长理论的基本结论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预言了发展的收敛性——贫穷国家或地区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将会赶上富裕国家或地区。这个模型告诉我们，由于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将会减缓，不发达国家则相反，增长速度较快，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一国储蓄率为多少，也不论该国的起始人均资本存量或人均GDP为多少，各国的人均GDP的最终增长率都为零。初始条件或当前扰动（储蓄倾向或政府政策的变化）对于产出和消费水平没有长期影响，在没有外生给定的技术变化下，人均产出应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值。

      然而，来自于发展研究的经验事实却表明，经济增长的收敛更容易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而不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发生，巴罗利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跨国数据，证实了收敛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新古典模型的问题在于其假定国与国之同差别仅仅在于其起始的资本水平。因为在实际的世界里，经济体之间还存在着其它方面的差异（如技术、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率等），如果不同经济体之间具有不同的技术和行为参数，它们便具有不同的稳定状态，这样新古典模型的结论就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于是，当我们考虑经济体之间的异质情况，去掉经济体相同的参数，我们便可修正一个新的概念——条件收敛，即一个经济离其稳定状态值越远，增长越快，拥有相似结构特征（如人力资本、储蓄倾向、人口增长率、政治稳定和民主化程度等方面）的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收敛。巴罗等沿着新古典模型的思路引入了条件收敛概念表明：新古典模型与实际数据相一致，为指导收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只要所有经济具有相同的稳定状态，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是一致的，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在技术、偏好以及制度上的同一性使得地区收敛更容易发生。

      二、我国地区发展与增长理论的分歧

      但是，与国际经验相反的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国的地区差异指标却在不断上升。从GDP总量的地区构成和东、中和西三大地带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看，1978—1996年东部地区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尤其是1994年以前，东部地区上升的趋势和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94年以后，中部地区的增长相对加快，占GDP的比重由1994年的27.43％提高到27.89％，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也由0.76上升到0.78。东部地区的比重略有下降，相应的指标值分别由58.05％降至57.92％，1.42降至1.41。西部地区的相对地位继续下降。总而言之，伴随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地区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

      表1 东、中、西比较（当年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三、渐进式改革对于地区差异的影响

      对于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许多文献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例如地理优势说（认为东部沿海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得较快的发展），观念差异说（认为西部发展落后主要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等等。当然，不可否认这些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在回答为什么我国的地区差异为什么会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不断拉大似乎显得不太具有针对性。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想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正是我国所推行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直接导致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差异不断拉大。

      众所周知的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选择一条从局部改革过渡到整体性推进的渐进式的转轨策略。这种策略的理论基础在于：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当然这有利于稳妥地推进全面改革，但在客观上也从制度层面上帮助沿海地区扩大了在经济上的领先优势，进而拉大了我国地区之间的差异。

      （一）渐进的对外开放战略，使得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

      1979年7月，国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扩大了这两省的经济管理权限，所增财政收入大部分留给省里安排。同时，决定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这些特区参照国外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经验，采取了一些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1984年4月，国家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并批准除北海、温州以外的其他城市，可参照经济特区的办法，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2月，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51个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国对外开放在沿海地区开始由线向面推进。1988年3月，国家决定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北方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其他沿海地区的一些市县。同年4月，国家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开放地带。1990年4月，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比照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并批准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从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沿海各省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并且成为乡镇企业的摇篮。这些乡镇企业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对于内地，整个八十年代国家几乎没有出台任何扩大内地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虽然许多内地城市在1994年也最终对外开放，但是时间上的滞后使它们在吸收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绩大大逊色于沿海城市，内地城市也因此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也就在这段时期，内地和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分化。结果，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差别加深了整体差异，成为地区间差异的最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它们对外开放的时间先后的直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