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以来，SARS在中国大地蔓延，并迅速扩散，演变成一场全球性危机。中国无疑是受这场危机冲击最大的国家，它一方面考验了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提出了挑战和质疑。6月24日下午3时，中国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在港澳中心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尾身茂宣布，解除对北京旅游警告，同时北京也从疫区名单中被删除。 对北京的双解除标志着中国防治SARS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至此中国内地各省市自治区已经全部被解除了旅游限制，并从疫区的名单中删除。 虽然疫情渐趋平缓，但政府在现阶段绝不能放松危机管理，本文拟从理论角度界定危机和危机管理，并借鉴美国在处理“9·11”事件和炭疽病毒袭击事件中的经验，着重探讨“后非典时期”的政府危机管理。 一、危机和危机管理的界定 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等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注：转引自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在一定程度上，危机是功能失调导致的极限现象。换言之，危机即国家全局或局部出现严重天灾、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政权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危机具有公共危险度，生活秩序被破坏，社会秩序被打乱，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群众无法安居乐业。（注：许文惠、张成福主编：《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危机的出现，有人为原因，也有非人为因素。根据其渊源，危机可有如下类型：（1）外敌入侵危机，即敌对国家发动突然袭击，战争爆发，责任者和打击对象为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如1990年科威特遭受伊拉克侵略造成的危机；（2）人为破坏型危机，即政治敌对势力或犯罪分子的蓄意破坏，责任者和打击对象为非国家的组织或个人，如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的突然袭击；（3）社会动乱型危机，即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并在一定的国际国内气候下爆发，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种族冲突、民族宗教纷争、劳工纠纷、反政府骚乱引起的大规模动乱；（4）意外事故型危机，如重大交通事故、沉船、火灾、大型建筑坍塌、核泄露等，此类危机虽然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非蓄意行为；（5）自然灾害型危机，如地震、天然火灾、洪水等造成的危机。 根据其性质，危机可分为结构良好危机与结构不良危机，前者并非属于现实问题中发生的，并非长期积累问题，且涉及核心价值观的程度较轻，涉及的问题呈现较强的单一性，危机涉及的范围有限、局部，危机对现有基本政治社会体制的影响不具有根本性，比较容易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所谓结构不良危机，多是历史长期积怨造成的，危机具有放大型特征，影响面之广超过单一问题领域，且严重冲击核心价值观以及现有政治社会体制，政府控制和管理危机的难度甚大。 根据其影响，危机可有良性危机和恶性危机之别。良性危机的影响是负面的，但其基本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变更核心价值观，危及政治稳定和社会根本秩序，处理过程中容易形成合作机制、凝聚向心力，从而推动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优化和完善；恶性危机则体现为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冲突，直接危机国家政权的稳定，有造成政治分裂之虞。 鉴于危机的破坏性，需要国家决策者做出决断，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控制事态、降低损失，做好与民众的沟通，获得民众支持并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政府信誉，并采取非常措施迅速恢复正常状态。政策科学家叶海尔·德罗尔指出，“危机决策对许多国家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危机中做出的决策非常重要而且大多数不可逆转。（注：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应对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一般又可以将危机划分为三个时期：潜伏期、爆发期、恢复期。 在危机的潜伏期，主要是预防。必须设立危机预警系统，对危机潜伏期的信息、情报及时处理，并做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分析危机发生的概率以及危机发生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做到防患于未然。 大多数情况下，危机的发生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因而，危机一旦发生，政府就应采取措施，迅速做出反应，组织救援工作，尽量控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把突发性危机产生的严重社会影响和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恢复期的危机管理是至为关键的步骤。在危机发生以后，评价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就在于能否迅速地恢复正常秩序，也就是政府在“后危机时期”管理社会的能力。 二、美国在“后危机时期”的政府管理 （一）“9·11”事件之后的管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振作了美国人的精神，加强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并且为联邦政府内部的改革以及整个危机管理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动力。 美国政府加强危机管理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