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界对国有经济，尤其是国有工业发展滞后的现象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是政企不分说。认为尽管经历了十余年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政府有关部门多权少责，与国有企业多责少权或有责无权的同时并存，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降低了其生产效率。 二是竞争不公说。认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除了要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包袱之外，还得接受税务、物价、审计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严格监控，因而这两类企业在转型经济中的竞争是不公平的。 三是结构失衡说。认为国有企业大都分布于上游产业和传统产业，或因为价格政策致使全行业亏损，如煤炭行业。或因为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障碍不对称，难以实现行业结构转换，如纺织工业。 以上三种解释不无道理，但由于在强调问题某一方面的同时，忽略了问题的其他方面，因而失之偏颇，缺乏说服力。 首先，由于《企业法》、《转机条例》和《公司法》的相继颁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已经有法可依，据有关资料显示，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也大多得以落实，武钢集团成功实现“剥离改组”的案例就是证明。我认为当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已由政企不分转化为对企业拥有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由于产权约束不到位，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企业呈“空壳化”趋势。由于法规约束力度不够，国有企业违规违纪的情况普遍存在，加剧了经济秩序紊乱的问题。由于伦理约束尚处在整合之中，一些国有企业竟然漠视其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其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处在有利的地位。一则非国有企业用于非商业性目标的支出未必少于国有企业，例如乡镇集体企业负有反哺农业的使命。二则国有企业在取得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方面，具有非国有企业可望不可及的优势。三则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长期经营形成的商标和市场占有率等无形资产，也是处在后发地位的非国有企业难以速成的。 再次，处在传统产业中的非国有企业的异军突起使“结构失衡说”不能自圆其说。近年来国有服装工业的衰落与私营合资服装工业企业的兴盛至少能表明：第一，传统工业仍然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尤其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情况更是如此。第二，传统工业部门中的产品结构调整取决于企业运行机制的转换。第三，传统工业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兼业的方式，有序实现行业转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国有经济的发展滞后，从本质上讲是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制度缺陷与经济转型要求不相适应所致。这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冲突，即：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力事实上的国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中资本所有者对其投资只承担有限责任要求的冲突；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官僚制度与市场决定的效率原则的冲突；国有资本流动的自我封闭机制与通过市场重组的资本运营惯例的冲突。 第一类冲突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在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同时，对本应为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劳动力也实行了国家所有制。由于长时期奉行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国有企业职工为国有资产的增殖付出了以工资低、福利低、流动难为特征的代价。在经济转型时期，大量非国有企业因转型而产生，因转型而发展，它们不仅是我国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原动力，而且最早适应了由它们创造的市场经济。企业通过市场择人，职工通过市场择企业被视为天经地义，并受到尊重。而国有企业的改革较长时期内停留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分权层次上，没有触动劳动力国家所有制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大量存在的国有亏损企业，不是政府不愿建立以对投资承担有限责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政企分离、政资分离，而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普遍认为这种改革在转变其劳动力归国家所有的身份时，并没有对他们在转变中作出的损失给予公平补偿。作为一个对于社会稳定举足轻重的利益群体，他们要求国家对其放弃劳动力的国家所有制身份实行补偿。如果政府认为破产企业职工的这类要求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出于公平考虑，接受其他国有企业职工的同类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类冲突是传统的国有企业干部管理制度根深蒂固所致。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说到底仍然是官员，除了对他们的选拔、晋升主要由党的组织部门和政府的人事部门决定之外，他们通常还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可以与政府部门同级别的干部互调。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与行为模式。官员的求稳心态扼制了企业家应具备的创新和风险意识的形成。相当一部分企业领导人过去所从事的党务、行政和文秘工作的知识结构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系统很难兼容。为对付干部管理部门的考核而普遍存在的务虚不务实、报喜不报忧、牺牲企业长期利益谋求自己任内虚假繁荣的行为模式已成为我国国有企业的常见病、多发病。显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企分离”所能解决的。 第三类冲突源于人们对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误解。在理论界，一部分同志认为重组国有资本，特别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向其他经济成份有偿转让国有资本危及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企业界，一部分企业领导人会因资本结构变化导致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受到影响，认为一夜之间由老板变成了“打工仔”。在劳动者中，许多人担心资本结构的变化会动摇他们的“国有”身份，进而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所有这些，构建了国有资本流动的自我封闭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绩优企业发展受阻，亏困企业坐吃山空。加之通货膨胀曾长时期存在，国有资本非但不能保值，而且流失加速。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国有资本名存实亡，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何以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