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已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 电影经济，也在百余年来的探索中，一路风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发展之路 ； 电影经济与社会密不可分，其题旨的根须已深深扎入民族文化的土壤； 电影经济与经济制度密不可分，每一种电影经济运作模式的形成，都受当时特定条件 下经济制度的强烈制约； 中国的电影经济，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几起几落，也在探索中蹒跚着前 行…… 电影诞生后的次年，即1896年8月11日，就被介绍到了中国。 上海徐园的“又一村”首次放映了“西洋影戏”。从此，电影便作为资本主义的商品 文化和杂耍的“新玩意儿”，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逐渐输 入到中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国投机商人在上海等地经营的电影业已形成了相当 的规模。旧中国的电影市场基本由外国影片控制。早期主要是法国影片，20年代前后， 则开始了美国好莱坞电影长达三十年的垄断时期。这种半殖民地的文化现象，一直到民 族电影事业逐渐发展后才有所改变。 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影片《难夫难妻》(郑正秋导演)问世并投入电影市场； 1918年，以上海商务影戏部为发端，开始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兴办电影事业的历史； 1921年，以《阎瑞生》、《红粉骷髅》、《海誓》三部长故事片的拍摄和放映为起点 ，中国电影制片事业开始进入大规模发展的历史阶段； 1923年，以默片生产取代文明戏，《孤儿救祖记》一片的问世并在票房上获得极大的 成功为龙头，开办电影公司一时成为时髦风气，投机商们纷纷投资电影业，渐渐促成了 中国电影市场的成型； 1929年，以联华公司从制片到放映成龙配套的资本主义托拉斯企业管理经营方式为标 志，中国电影制片业开始向新兴的现代企业方向发展； …… 中国民族电影业在外国电影商和外国电影垄断市场的夹缝中，经过十几年艰难的发展 ，开始渐渐初具规模。后由于战争的威胁，“新派电影”创作受到种种压制以及创作主 流的日趋堕落等诸方面的原因，电影公司纷纷呈现出不景气的现象。积弱的中国民族电 影，虽在以后近20年中，经历了“左翼电影”的暂时高潮(如《渔光曲》在上海创造了 首轮连映84天的票房记录)和在“孤岛”香港及上海出现的投机性畸形繁荣时期。但由 于政治的高压及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以及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大量倾销，使得民族电影 终因根本无法与其相竞争，而陷入了困难的生存境地。 从1913年始至1949年止，这三十多年，可称得上是真正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中国电影 市场。李少白先生在他的《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一文中，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作为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的《阎瑞生》，它的艺术价值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它的影 响却十分深远。对确立中国电影在电影市场上的商品地位和电影作为企业进行经营的可 能性，都起了至关重要的开路作用……” 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历史分界，这种纯粹商品性的电影市场便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 模仿苏联电影管理体制而建立起来的“准电影市场”。这种电影市场是在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所决定的国家垄断、产销分立的电影行业体制下形成的。这种电影生产/发行体 制的运行方式是政企合一、按行政指令性计划指标生产和发行电影，其功能和效应是围 绕着政治轴心，确保电影能以艺术的方式，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完成党和 国家的宣传教育任务。 任何一种电影体制的形成，都受当时特定国情、特定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强烈制约。 在世界上的电影管理系统中，在大的类型划分上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西欧的按市场运 作、注重市场机制的电影管理体制；另一种是苏联的高度计划性的指令性电影管理体制 。 电影，这一最具商品性质的文化产品，本应是在一个真正完善的商品竞争性的电影市 场上去生存和接受检验，才能激活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系统的良 性循环。 然而，50年代初期，全面学习苏联是新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历史规 定。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完全模仿了苏联电 影管理模式：中央集权，指令性计划体制，封闭性自足运转的电影市场，采取设立“大 而全”、“小而全”的电影制片厂系统，中央垂直的电影发行体系网；并采取了严密的 文化壁垒保护政策，拒绝外国电影特别是美国电影的流入，仅有一些苏联和东欧电影以 及少数揭露西方社会现实弊病的影片，造成几乎没有外片对市场的竞争和侵袭，从而确 保了电影在电视尚未普及之前能自产自销，并在非商品化、非竞争性的环境中流通的局 面。且在国家的政策补贴和资助下，有计划地进行创作，并将其推广到“老、少、边” 地区，使原来集中于城市的放映范围，扩大到全国的覆盖面，使几亿人民都看上了电影 。 但正像苏联电影在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下，在艺术样式上缺乏类型化和多样性的产 品结构一样，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影创作也有类似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