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创出2.5亿元票房纪录的大制作《英雄》带给我们的兴奋还未消散，何平又奉献给了我们他的大手笔《天地英雄》，且在2003年上半年华语影片普遍票房惨淡的情况下大捞了一票。眼下，人们还在谈论着新世纪中国电影从《卧虎藏龙》到《英雄》再到《天地英雄》走过的“英雄路”，张艺谋却已在精心打造他的第二部武侠大片《十面埋伏》了，我们可以想象又将在他的导筒下诞生别样的“英雄”形象。这使我们不能不向“英雄终结”论者发问：英雄死了吗?英雄崇拜死了吗?电影的英雄叙事死了吗? 一、“英雄崇拜从没有死，并且也不可能死” “英雄崇拜从没有死，并且也不可能死”(注：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208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卡莱尔如是说。然而，卡莱尔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响了起来：“当工业化的天空镀上了青铜，亚文化的势头随着轻型坦克般的VCD机闯入了家家客厅时，英雄无疑是背时的，只配逐出人类视野，沦为地平线外的一缕游魂。”“时间的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要么已经自戕，要么正在自戕。”(注：周泽雄《英雄与反英雄》，《读书》1998年第9期。)……这种声音就是“英雄终结”论者的声音。在英雄终结论者看来，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后现代消费文化时代，英雄已经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反英雄的精彩表演。这是一个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时代，英雄神话无可奈何地让位给了世俗神话。 英雄仍然活着还是真的离我们远去了? 如果我们认定英雄就是中西方古老神话里所描述的那种英雄，如果我们认定英雄就如各民族历史中所记载的那种英雄，更有甚者，如果我们认定英雄就是“文革”时八个样板戏中那样的英雄；那么，我们只好悲哀地承认“英雄时代确实已变得遥远了”(注：周泽雄《英雄与反英雄》，《读书》1998年第9期。)。 然而，如果我们像卡莱尔那样认为英雄是一个宽泛的话题，英雄是各种各样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出“英雄终结论者”那种消极的结论了。英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表述了这样的看法：“英雄是一种生活在万物的内在领域，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而这些东西尽管一直存在，大多数生活在世俗和平凡环境中的人却是看不到的。英雄存在于其中；他靠可能的行动或言论到处表明他的态度，到处表明他自身。”(注：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255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根据英雄诞生于其中的那种世界，英雄可以是诗人、先知、帝王、教士、或你愿意称呼的东西。……我的任何关于真正的伟人的概念都可以把各种英雄包括在内”(注：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126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按照卡莱尔所持的宽泛的英雄观念，可以说英雄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从纵向考察，一方面是“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方面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过去时代所认可的英雄随时代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了，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必然又会诞生新时代的英雄。从横向考察，我们可以按照卡莱尔的思路把英雄区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譬如，可以根据社会生活领域将英雄划分为民族英雄、宗教英雄、道德英雄、政治英雄、军事英雄、科技英雄、经济英雄、文化英雄等，又可以从智性特征分别为勇猛型英雄、智慧型英雄和智勇双全型英雄。采取别的分类标准还可以得出别的英雄类型。总之可以从不同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英雄类型。 其实，只要我们不固执于某种抽象的、恒定不变的英雄观，把英雄抽象化，不是把英雄与产生英雄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剥离开来，而是把英雄与产生英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而且不囿于社会道德层面，而是深入到人性层面来理解英雄品质，把英雄品质看作人类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解决某种普遍性的人生难题和困境的真诚的努力；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确如周泽雄所假设的，“英雄是一种原欲”，而“作为一种原欲，英雄是不灭的”(注：周泽雄《英雄与反英雄》，《读书》1998年第9期。)，也恰如卡莱尔所断言的，“英雄崇拜从没有死，并且也不可能死”。因为在各种历史文化语境中都能看到总有人为解决某种普遍性的人生难题和困境而真诚地努力着。他们的真诚努力或表现为对现有社会价值观的维护，或表现为对现有社会价值观的颠覆。但是，他们维护的是有利于解决某种普遍性的人生难题和困境的现有价值观，而颠覆的是阻碍某种普遍性的人生难题和困境的解决的现有价值观。 说英雄是一种原欲，说英雄崇拜或英雄主义(注：本文中出现的“英雄”、“英雄崇拜”、“英雄主义”基本上是在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上使用的，都是指人的一种积极的内在的生命欲望、冲动或意志。)是不死的，是具有精神分析学的根据的。它们作为人最根本的欲望、冲动或意志，根源于人类的生存悖论所产生的死亡恐惧。克尔凯郭尔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神话中洞察到了人类的生存悖论，即人是自我意识和生理肉体两个对立面的结合。脱离舒适的自然状态的无知而堕入自我意识，“人由此产生畏惧”。“克尔凯郭尔说，兽没有畏惧，‘这完全是因为，兽本质上没有灵魂’”(注：(美)厄内斯特·贝克尔(又名“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第80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版。)“如果人纯然是天使，就不会恐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就不懂得恐惧死亡。但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天地万物之间，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既是生理性的肉体，又拥有自我意识，因文化而生成符号性的自我，因而命中注定要直面死亡，恐惧死亡。有了自我意识，人的存在困境和悖论本性就尖锐地凸显出来：一方面，人是君临万物的灵长，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祇，是文化符号体系的创造者；另一方 面人最终是被造物，是必有一死的高等动物，是蛆虫的口中食，是可怜的‘有朽’。如 此彻底的二元分裂，是人独有的荒诞命运，是人所遭受的最基本的压抑。正是这一压抑 导致了人无意识的反抗，也即人身上普遍的英雄主义冲动：为了‘拒斥’死亡，否认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