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4)03-128-03 本文所谓中国第六代电影，是从文化的角度言，意指一个文化姿态、创作风格相对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并逐渐走上前台，既包括一般认为构成其主体的1985级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批人，也含与他们同时活跃于当下中国影坛的诸如冯小刚的电影。总的来说，这一群体电影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同一个人的作品也有阶段性变化和差异。但作为一个电影现象，他们还是呈现了某些文化特征、美学追求、艺术特征的总体的可把握性，诸如人们常提到的个人化、边缘性、写实性、都市性，对文化转型期中 国青年(尤其是都市青年)的生存状态的捕捉和生命体验，不无夸张的电影语言，与主流 电影美学和电影规范的疏离等等。在这里，笔者也是把他们看作当代中国影坛的一种引 人注目的电影文化现象，进行文化批评。 一、电影危机是精神危机 在一个价值失衡的时代，痞子就会成为英雄。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如此的繁华又如此地贫瘠，如此地喧哗又如此地沉默，如此地高亢又如此地迷茫。也正因如此，才向这个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提出了尖锐的课题：关注人的生存，负起道义的责任，维护起码的人道和正义。 然而，在第六代的中国电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电影人匮乏自己的信仰和价值立场，习惯于依附外在的权威(如“17年”时期的“电影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革期间更成为帮派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一旦这个权威瓦解了，便普遍陷于精神的迷惘和价值的混乱之中，于是他们便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向外取悦大众，也就是“媚俗”，二是向内自娱自慰，萎靡自己也亵渎着艺术。而这，正是我们从第六代电影中所看到的景象。 先来看“媚俗”，这一方式的典型样板就是冯小刚的电影。冯氏电影的最醒目特性就是“调侃”，即取消生存的严肃性，将沉重的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支撑它的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式的“无知者无畏”。它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语言和游戏的快感就是一切，从而也拒绝生命的批判意识，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说到底是趣味的世俗和生命的孱弱。它们迎合的是大众的麻木看客心理，把生活和生命中本该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苦难化做毫无重量的傻笑，于是，“好好活着”成了必然的结论，大众的宣泄和意识形态的诡计在这里得到奇妙的混合，共同上演着轻浮艺术、伪装生活、背向良知的假面剧，这与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有相同的功效，与当今活跃于电视荧屏的所谓“情景喜剧”走的是一个路子。 而所谓“自娱自慰”，代表就是第六代的某些片子，它们热衷于自我情感的把玩，个体经验的书写，对历史、人类、社会等“宏大叙事”的躲闪和避让，其结果就只能是精神的萎靡和艺术精神的阙如。在第五代导演那里，还是主体性张扬，是影片的内涵层大于叙述层，至少是能指和所指的对称或呼应。而在第六代导演这里，自我意识是个体化的，主体精神是萎缩甚至分裂的，影片的内涵层与叙述层则是基本相当的，甚至可能小于叙述层。常常呈现为一种拼贴式的叙事风格，如片段的或多线索的故事，暖昧的人物关系，摇晃的影像、不规则的构图等等。尤其第六代电影中的主人公大都或者是“活着就好”的琐屑的个人，或者是疏离社会主流的“边缘人”，共同特征是他们游离于社会体制，按自己的无所谓的生活态度生活，以“调侃”来掩饰内心的极度焦虑，也就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标识。只是，与第五代导演的群体焦虑、民族焦虑不同，他们的焦虑是个体的、感性的、一己的，如《阳光灿烂的日子》，背景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伤痛和混乱、迷茫和焦虑，而对于作者和片子中的人物来说，却完全是他自己所记忆和体验到的一段成长经历，是“个人”对历史的感知和书写，而不是社会政治视角观照之下的“伤痕”或“反思”。 无论是“调侃”还是“自娱”乃至自怜，如果追问到极致，就是对“什么是艺术精神”的理解问题，如果我们仍然承认电影是艺术，仍然在艺术的名义下观照电影，那就有一个“在一个缺少诗意的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而恰在这一问题上，第六代电影现象经不起拷问。因为，“调侃”和“自娱”实际上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游戏”人生，但对什么是“游戏”，我们的导演们没有理解。 在德国古典美学家席勒那里，游戏是弥合人性分裂的途径，是真正人生的体现，涵盖了人生的全部丰富体验，而我们却把它找照中文的字面意义解读成“玩”，并延伸为“逃避”和“解脱”。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是用游戏来解释语言，语言就是对语言的使用，如同按照规则所进行的游戏，在言说之外，并无什么语言的本质，而充分使用语言，就可以充分显示出语言的本质和意义。人生同样如此，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而只是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中，人的最高本质即是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为自己立法，为自己创造意义。这样的原则用于解释艺术，凸现的恰恰是艺术创造的严肃性和神圣性。而中国的“玩家”们，既不表现出对某种生存方式的解构，更没有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和构造，换句话说，以苍白的内心油滑的生活态度在实在地“玩”，没有了价值的指向和形而上的精神意向性，就只能是“调侃”和“自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