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初发表第一篇小说《马林英》开始进入文坛，至1994年逝世，阳翰笙在小说 、电影、戏剧、文论、诗歌等各个领域进行了辛勤耕耘。而从1932年5月关于《地泉》 的批评开始至今，阳翰笙研究已有70年的历史。本文试图对阳翰笙研究作一简略回顾和 归纳，以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纵观阳翰笙研究，可分为四个阶段：30年代对《地泉 》的批评；三四十年代对他的电影和戏剧的批评；60年代对他的戏剧和电影的批评；新 时期阳翰笙研究的拓展。 一 从1928年到1933年是阳翰笙的小说创作时期，他创作了14个短篇，7个中篇，其中《深 入》(1928年8月)《寒梅》(改名为《转换》，1927年7月)、《复兴》(1930年7月)三个 中篇组成一个长篇小说，以《地泉》为名于1930年和1932年5月分别在上海平凡书局出 版。文学史上称湖风版《地泉》为“华汉三部曲”。“华汉三部曲”不仅是阳翰笙小说 的代表作，而且是初期普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中国普罗文学从1928年开始，经过螺旋 式的运动，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因此冷静地回顾普罗文学走过的 道路，总结经验教训是发展普罗文学的需要。关于《地泉》的批评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生的。1932年，借《地泉》将由湖风书局重印的机会阳翰笙约请易嘉(瞿秋白)、郑伯 奇、茅盾、钱杏邨把对《地泉》的批评写出来，他本人也写出了自己的认识，一起放在书前印出，这便是为“华汉三部曲”写的5篇重要序言。5位序言作者都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成员，知名作家，这次对《地泉》的批评是“左联”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1](p.199)。瞿秋白的序言篇名为“革命的浪漫谛克”，这成为总结这一段时期左翼文学的权威性定义。郑伯奇进一步总结普罗文学第一期的作品有两个倾向：“一个是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一个是革命理论的拟人描写。”[2](p.329)钱杏邨认为初期中国普罗文学有四个倾向，即个人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才子佳人英雄儿女、幻灭动摇的倾向。[2](p.336-337)茅盾作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对普罗文学在艺术上的缺点“缺乏感情的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只是“‘脸谱主义’地去描写人物”，“只是‘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2](p.334)进行了分析，切中肯綮，显然融合了自己的创作经验。而对于《地泉》本身，五位序言作者理解是有差异的。尽管包括阳翰笙在内的5位文艺批评家各自坚持独立的批评标准，有认识上的差异，但他们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能借解剖《地泉》这个个例，一致深刻地指出左翼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即政治上的“革命的浪漫谛克”和艺术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纠正普罗文学不正确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地泉》的批评中，批评家们一致提出要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但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本身是“左”的机械论的口号，用这个口号来反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组织生活论”的机械文学观，结果在理论上重蹈机械论的复辙。因此，尽管关于《地泉》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认为1932年对《地泉》的批评给现代小说指明了“应该怎样写”的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地泉》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显示了批评家和作家平等对话，对作品进行既是尖锐的又是说理的批评有利于推动文学创作向前发展。它对于左翼文学创作朝着现实主义方向转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从1933年春开始，阳翰笙中断了小说创作，着力进行电影和戏剧创作，阳翰笙不仅是 一个电影、话剧作家，而且是一个善于将剧本推向银幕和舞台的戏剧实践家，他的作品 发表后，不仅为读者喜爱，而且为观众所欢迎，往往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焦点。 1933年春阳翰笙进入艺华影业公司，和田汉一起主持了编剧委员会，他写下了第一部 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1933年初创作，11月拍成公映)，从这时起至1949年他写出了 电影剧本16部，其中13部被搬上了银幕。据阳翰笙本人提供，他在30年代创作的几部电 影，如《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1933冬作，1934年拍成电影公映)、《生之 哀歌》(1934年春作，1934年被拍成电影)、《逃亡》和话剧《前夜》、《塞上风云》等 在发表和上映时，都是有评论文章的，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已不能找到。[2](p.743) 关于《生死同心》(1936年拍成公演)，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7篇评论，田汉认为“ 《生死同心》这样以中国民众艰难困苦再接再厉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英勇壮烈的故事 为题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远，使人气壮的。”而一扫电影阵地“迎合观众低级趣味的 乌烟瘴气”[2](p.345)。潇潇指出该片启示人们“全民族的死里逃生，只有抗敌的斗争 ”，“中华民族时时在死的威协下，必须时时在生的斗争中”[2](p.347) 关于《万家灯火》(1948年拍成公映，与沈浮合作)，上海《正言报》、《和平日报》 、《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和香港《华商报》上都登载了评论文章。《 大公报》专门组织座谈会进行了讨论，文艺界知名人士25人出席了座谈会，并用两个整 版刊登了发言。在会上发言的人表示喜欢这片子，“感觉亲切、现实、自然”(安娥)， “很有人情味，很感人”(臧克家)，“这剧本现实性很强，对现在一般人都能唤起同感 ”(杨晦)，这片子“跟我的人生经验相符合”(曹禺)，“我很满意”(冯雪峰)，与会者 总结作品的成功之处是：“通过人情味的巧合性来表现主题”(曹禺)，片子的情节，“ 完全是中国式的”(杜守素)，透过作品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矛盾，“这才是最基本的一 点，也是作品的历史背景”，作品给“小市民指出了一个方向”(夏康农)，所有的这些 都是由于昆仑公司在作品上“肯费心血，肯费苦心，而这些苦心是顾到多方面的”(戈 宝权)，同时也谈到《万家灯火》的一些缺点。最后由阳翰笙和沈浮对批评者的问题一 一作答。座谈会在实事求是的批评气氛中圆满结束。[2](p.103-114)这种灵活的批评批 评形式既对作品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又有效地扩大了该片的影响。而稍后发表的邵荃麟的 《<万家灯火>略评》[2](p.415)和周而复的《评<万家灯火>》[2](p.418)则可以看作是 对此次座谈的理论性深化和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