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04)01-0037-05 1949年新中国建立。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 最后的胜利，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革命的历史任务在现实中已经告一段落，但出于对 巩固新生政权、树立国家形象的考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仍有必要利用一切有效的 舆论工具，在思想上继续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和教育。因此，“革命”被确指为一 切新文艺的主导方向。在此背景下，电影作为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普遍的宣传效果的 艺术形式，受到政府的极大重视。电影界也积极作出响应，把“革命电影”视作与新时 代、新气象相匹配的新电影。 所谓“革命电影”，最醒目的标记在于其特定的题材选择。“‘十七年’中非常重视 电影题材的开掘，强调题材本身显在的社会价值。”[1](P19)而在一个极力强化电影宣 传教育功能的时代里，以富于真实性和切近感的故事去提示历史、观照现实，自然成为 最能感染观众的方便而奏效的“灵丹妙药”。于是我们看到，同时伸向过去与现在的革 命历史题材和革命现实题材影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倍受青睐的两大创作热点。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无疑是“十七年”电影最美、最丰硕的收获之一。这一“随着新中 国电影的诞生而出现”的“新型电影样式”[2](P19)，因其汇集了多种文化诉求而始终 在时代风浪中保持了强劲的创作势头。从建国之初的《白毛女》算起，由《林则徐》、 《甲午风云》、《风暴》、《翠岗红旗》、《青春之歌》、《平原游击队》、《铁道游 击队》、《万水千山》、《南征北战》、《董存瑞》、《小兵张嘎》、《永不消逝的电 波》等诸多作品构成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系列，像一条绵延不断、明亮抢眼的红线，勾 连起了17年支离破碎的电影创作，也在银幕上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 主义革命令人热血沸腾的百年中国革命史。其中特别是在涉及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 的历次武装革命的业绩时，正面表现战争便成为无法回避、也难以割舍的内容。“从建 国初期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是中国战争影片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影片数量 最多的时期，约占全国电影总产量的30%。”[3](P109)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 战争时期，乃至抗美援朝时期，几乎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都变成了 电影中具体的战争背景获得呈现。“十七年”的银幕上不时燃烧起熊熊的战火，也燃烧 着最壮丽的革命激情。总之，无论是从规模、数量，还是从整体质量与实际影响上，包 括战争片在内的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当时都称得上是“艳压群芳”，令同时期许多 其他题材的影片黯然失色、相形见绌。诚如熟知那个年代的人所深切体会到的：“这类 影片的大量问世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当时的广大观众迫切需要通过 银幕形象直观地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历史；从党及政府的角度来说，为了巩固与强化 新生的政权，也需要通过电影这种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体向公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新的 社会需要新的精神力量、新的道德风尚和新的审美理想予以支撑，而革命历史电影所体 现的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壮丽的美学风格，最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还有，这 个时期的电影艺术家中有许多来自革命队伍，他们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对表现对象 十分熟悉，拍起来得心应手。最后，作为以运动着的影像为基本特征的电影，也非常适 合表现战争。所有这些，都是这类电影得以蓬勃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4](P30-31) “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可谓适逢其时、左右逢源，占尽了题材上的优势。 与之相比，反映一般现实生活的电影作品由于缺乏某种“盖棺论定”的安全前提，而表 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艺术家在触及到这一相对敏感的题材时，往往处理得颇为谨慎； 现实题材影片在17年也经常面临着更多的考察检验。不过，那些能够称得上“革命”现 实题材的影片，仍然受到网开一面的关照。建国伊始就提出的“写重大题材”的基本创 作口号[5](P299)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发掘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之外，还应当重视重大 的革命现实题材。于是，“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重大的变革，银幕上就应该有相应的反映 ”，[6](P128)一时之间成为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随之，电影加强了对现实亦步亦趋 的鉴照。新中国建立以来所经历过的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或运动，几乎都悉数呈现 于银幕之上，电影成了17年间最直观的“时事教材”。如，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反映 工商领域“五反”运动的《三年》、《不夜城》；反映农村土地改革斗争的《土地》以 及反映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不能走那条路》、《春风吹到诺敏河》、《凤凰之歌》、《 洞箫横吹》；全国性“肃反”运动高涨之时，先后出炉的一系列表现对敌斗争的“反特 片”：《斩断魔爪》、《天罗地网》、《神秘的旅伴》、《脚印》、《山间铃响马帮来 》、《羊城暗哨》、《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寂静的山林》；“大跃进”时 期的《黄宝妹》、《新安江上》、《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 年轻人》；“人民公社时期”的《枯木逢春》、《李双双》、《北大荒人》；“四清” 运动背景下的《山林会计》、《青松岭》、《槐树庄》……一大批紧跟时潮、配合形势 的“重大现实题材”影片，形成了“十七年”电影声势夺人的又一个创作热点。 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着眼，“十七年”主流电影的一大贡献在于为新中国电影增添了一 拨全新的银幕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是革命现实题材创作，其在影片中着 力刻画的角色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工农子弟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 ，大体上就是一部形象化了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劳动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改 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战的历史。”[7](P366)毫无疑问，这是与他们现实处境的改变分不 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使得原先处于社会结构最底层的无产者一跃而为新时代的 主人翁；阶级地位的革命性调整，将他们推向了历史与文艺舞台的前台。就电影而言， 艺术表现对象的显著变化也与建国后电影受众群的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观与审美趣 味的嬗变紧密相系。“由于旧中国的电影票价与其他物价比较是相当高的(尤其是高档 的影院，如上海的大光明影院，最高票价银元四块，约合大米两斗半)，只有经济上较 为富裕的市民及知识分子才负担得起，因此，他们成了当时最基本的电影观众，而普通 的工农大众则很少有机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8](P75)解放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不仅成为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艺术理所当然的享有者、甚至主要服务对象，而且也直接 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及艺术欣赏趣味的明显改观。“有许多在旧时代被认为是美的事物 ，此时却被看作是丑的了；反过来，当初被当作是丑的东西，现在却被认为是美的。雍 容华贵，浓妆艳抹，不事劳动，出入于歌厅舞榭，浅斟低吟与绿酒红灯之下的达官贵人 、公子小姐，过去曾是人们仰慕的对象，但新中国建立初期却遭到大众的鄙夷；粗手大 脚、汗流满面的劳动者，梳着小辫子、身着列宁装的女工，过去被看作是低贱的、脏的 、丑的，如今却被公认是美的。不仅生活中如此，对电影形象的美丑评价也是如此。” [9](P4-5)当然，工农兵形象历史性地浮出水面，还与这一时期国家在文艺政策上的指 导方针密切相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 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主导思想落实到电影界，集中体现为建国初期提出的、与“写重 大题材”并行不悖的另一个基本口号——“写工农兵题材”。尽管这一电影创作口号对 此期文艺主导方针的理解存在着其后不断被诟病的狭隘化理解，但事实上造成的不可否 认的结果是：它的大力提倡以及对其积极的响应，共同促成了工农兵成为“十七年”银 幕上当仁不让的主体形象。 不同的表现对象必然会带来不同的艺术景观。革命电影独特的视角将其富有时代气息 的题材及人物所涉的内容尽收眼底，呈现出“劳动”和“斗争”相交织的银幕世界。大 致来说，“劳动”的场景往往被置于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大时代中予以热情描绘，它既是 现实中蓬勃开展的国家建设在电影中的投影，又彰显着翻身作主的工农大众引以为豪的 劳动者本色。而“斗争”的内容则除了凸现于历史背景下的战争年代之外，在“阶级斗 争”的呼声几乎响彻始终的“十七年”里，也继续充当着电影中构成新社会完整风貌和 真实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或表现解放后局部残存的反动势力及敌我斗争(典型如“ 反特片”)，或表现人民内部产生的进步与落后思想的斗争；或表现为路线之争(走资本 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表现为性格之争(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作比)。在 反映现实的影片中，“建设”与“革命”、“劳动”与“斗争”经常交融在一起。在“ 革命”的宽泛意义上，“劳动”的内容和“斗争”的内容恰恰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侧重 有异的革命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