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电影”真的处于“地下”吗?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际电影节上亮相的中国电影，几乎都是所谓的“第六代”导演 的作品。2001年，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参加第51届柏林电影节并荣获“银熊 奖”，2002年，贾樟柯导演的第三部作品《任逍遥》参赛第55届戛纳电影节，而今年， 娄烨导演的《紫蝴蝶》和王小帅导演的新片《二弟》分别入围第56届戛纳电影节的竞赛 单元和“一种注目”单元，虽然除《十七岁的单车》以外，其他的参赛影片并未获奖， 但能入选国际A级电影节本身已经说明，这些青年导演逐渐取代第五代成为国际电影节 上中国电影的代表，而有趣的是，除了《紫蝴蝶》之外，其他的电影都未能在国内获得 公映，而成了看不见的中国电影，或者说“地下电影”。 这些看不见的电影是九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尤其是这几年，这些在国外获 奖而在国内禁演的“地下电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其中包括大部分第六代导演如张 元、王小帅、娄烨、何建军、贾樟柯等的片子，还有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如田壮壮的《蓝 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等，以及如吕乐的《赵先生》、姜 文的《鬼子来了》等不属于第五代或第六代群体的导演。其被禁的原因，基本上是这些 影片在没有送交国家电影局审查或者在没有被通过的情况下就私自送出国外参加电影节 。对于成为“地下电影”的后果，有的导演已早有所料，如贾樟柯坦承，他本人在拍《 站台》这部片子时，就知道这个片子不会获准公映，因为他在禁拍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 下，《站台》就已经拍摄制作完成了(注：见《生活与艺术的和谐——贾樟柯专访》 http://bbs2.sina.com.cn/cgi-bin/forumadm/souladm/viewsoul.pl?forumid = 217&postid = 312405)，可谓“罪上加罪”，而未经国家电影局审核私自送出国外评奖 的情况并非没有处罚的先例，早在1993年就出现了所谓的“七君子事件”(注：1994年3 月12日，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 就一批导演私自参加鹿特丹电影节举办的中国电影专题展一事予以处罚。并附以下处罚 名单：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其中《我毕业了》一片主创人 员待查后通报。此事也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引自汪继芳著《最后的浪漫——北京自 由艺术家生活实录》中，关于王小帅的访谈里，第218至219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年1月。)。既然明知道不会获得公映的结果，他们为什么还要顶着违规前行呢?或者说 他们为什么要放弃国内市场，而走一条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海外路线呢? 首先，随着国家由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电影生产也由昔日国家垄断，变 成了允许其他资金投资拍摄，从而使在国家体制外制作电影成为可能，所以，在九十年 代的国内电影市场上除了一些国家投资拍摄的主旋律影片之外，其他大量的是合拍片或 称为合资片，如上面提到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三部片子无一例外都 是海外投资，而且都在当年的重要电影节上获奖(注：《蓝风筝》有香港和日本资金， 以日本影片的名义参加国际电影节，获得第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 员奖和最佳导演奖；《霸王别姬》是香港汤臣公司出品，获当年戛纳金棕榈大奖；而《 活着》投资方为香港年代公司，影片获戛纳评委会奖，演员葛优也登上戛纳影帝的宝座 。)，这些影片与他们以前的片子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主要依靠海外资金完成拍摄， 电影市场也通过国际电影节由国内转向了国外。而对于那些八十年代末期刚刚从电影学 院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当他们开始其体制内的电影生涯时，并没有如同第五代那样在体 制内获得充分发展的历史空间。正如王小帅在不同场合下阐释自己如何走向独立制作时 说，他在分配到福建制片厂之后，发现很难获得拍片的机会，他并不能向第五代那样获 得国家对于艺术电影的支持，为了拍“自己的电影”(注：汪继芳在采访这些独立导演 的时候，称他们的电影为“自己的电影”，引自汪继芳著《最后的浪漫——北京自由艺 术家生活实录》，第211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就只好另谋出路了。最 早进行体制外拍片的是张元，随后是何建军、王小帅、贾樟柯等人。一般来说，他们都 要冒着背负债务的压力或在极其拮据的情况下拍摄第一部作品(注：王小帅的《冬春的 日子》只花了十万，资金来自于几个朋友的拼凑，摄影师刘杰、演员刘晓东都出了资； 何建军的《邮差》花了七十多万，大部分主要来自于鹿特丹电影节和香港朋友赞助，并 在欧洲完成后期制作(因为其第一部作品《悬恋》曾在鹿特丹电影节上获奖)；贾樟柯的 《小武》花了三十多万，主要来自于香港的投资，他曾因《小山回家》获一1996年香港 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故事片金奖。)，然后，这些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出现并获奖，从 而他们就可以拥有充分的资金来继续自己“独立”制作的艺术生涯(注：等到王小帅拍 摄《十七岁的单车》时就已经可以有三百万的资金，而贾樟柯的《站台》也可以在法国 资金和日本北野武事务所的投资下相对宽裕的环境下制作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