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地下咖啡馆的一次电影放映，标示了电影——这门融合了科技与美的艺术的诞生。在艺术家族当中，这是唯一能够说出其准确诞生日期的艺术门类，从其诞生之日起，从当日放映的《工厂大门》、《水浇园丁》等纪实影像为兆始，电影，就以其巨大的整合力、涵纳力和现实开掘力，为人类认识世界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1905年，中国人以第一次尝试拍摄的京剧《定军山》宣告了中国电影艺术的开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电影艺术探索者，迅速地和世界电影发展保持了协调同进的步伐。郑正秋、张石川、蔡楚生、夏衍、费穆……一系列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勇敢创新给后人留下了影响至今的光辉篇章。产生了《兰亭序》的国度，习惯于运用毛笔挥洒的东方民族，以特有的方式运用着摄影机——这新的艺术工具。《孤儿救国记》、《空谷兰》、《神女》、《风云儿女》、《小城之春》……世界电影史直到今天仍在关注着中国电影人早期创造的艺术奇迹。 电影以声像结合的立体方式，以特有的艺术语言、语法，在艺术传达上有着前此艺术门类无可比拟的魅力和优长。电影也因此在追摹现实、再现历史、化育民众、澄澈心灵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白毛女》、《董存瑞》、《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城南旧事》、《牧马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史实绩充分展示着这样一个现象：电影的历史构成了一代人的影像记忆。 电影在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使我们又认识到了新的问题：电影，不仅仅是对民族灵魂影响巨大的精神武库，而且是发展潜力巨大的文化工业。好莱坞不应是我们的发展模式，但它在彼岸的意义上为我们树起了可资对照、借鉴、反击和思考的镜鉴，中国电影，应在自己的艺术史传统之上，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纵观世界电影史，电影这门刚过百年的年轻艺术，在各个不同文化积淀的国度里有着不同的发展样式。法国的特吕弗，英国的大卫·里恩，德国的法斯宾德，意大利的费里尼，希腊的安哲鲁普罗斯，伊朗的阿巴斯，日本的小津安二郎……他们都在电影这门融合着最新科技成果的艺术门类上烙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的徽记。中国，这惯于运用毛笔的国度，也应该以豪迈的气概和自信的心态来面对这一逐渐从陌生到熟稔的艺术工具，我们应该如先贤古人信手挥洒《兰亭序》那样的雍容大气来操持那复杂但不神秘的“艺术器具”。“君子善假于物”，“物物而不物于物”，我们要以主人的“拿来”态度来发掘这门年轻艺术的表达可能，要使它真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过去的历史发生深刻的作用，要使这一带有明显的西方科技烙印的艺术，在中国深广厚实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为根深叶茂的大树。 永远不要以科技发展的水平和资金准备的多寡来为自己的电影发展水平找借口。伊朗的阿巴斯和日本的小津安二郎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照。在拍摄资金不足，外在条件限制重重的伊朗，阿巴斯以朴素的摄影机，拍出了《生生长流》、《穿越橄榄树林》和《樱桃的滋味》及《风将把我们带走》等饮誉世界影坛的影片，人们从他单纯的摄影机面前，重新发现了一个可以屏息凝视的世界：伊朗的孩子、伊朗的树林、伊朗人的坚韧、伊朗的穿过橄榄树林的风。坚强、质朴，在艰难困厄中仍然充满希望的伊朗民族性格，透过阿巴斯的摄影机，呈现在世界面前。 小津安二郎提出了“要以简单的方式拍电影”的倡议口号。他把摄影机架在微微仰视人物的位置，以日本民族特有的在榻榻米上观察事物的方式，拍出了《东京物语》、《晚春》、《秋刀鱼的味道》等带有鲜明日本民族风格的片子。这些片子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更广大的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响。 电影，给了人们一个声像结合的主体世界，电影语言以其丰富饱满的信息量，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以完整的文化信息符码，再没有比通过电影来了解一方水土、一方人更直接有效的艺术手段了，电影艺术在今天承载着更为深远的文化交流任务，它不仅传达着我们过往的历史、火热的今天，也传达着我们民族关于明天的构思和想象。当我们回视自己的电影艺术时，我们也从中发展了带有自己鲜明民族色彩的篇目。《早春二月》、《阿诗玛》、《城南旧事》、《乡音》、《黄土地》、《东归英雄传》和《暖》…… 随着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之间交流的增加，更多有利的电影资源被我们重新发掘、整合，港台电影以迥异的发展模式给了我们新的启发和借鉴。祖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电影人的相互交流合作已成为中国电影新发展的现实。中国电影在世界上也逐渐在确立着自己的位置，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电影必须走自己的路子。 相较于千百年历史的文学、美术和戏剧，刚过百岁的电影艺术是年轻而又充满朝气的艺术，它的更多的艺术可能性还隐藏在未来深处，需要我们去发现、唤醒。在每一个电影节上，我们都能看到新的艺术家以奇异的创造力带给我们新的电影样式，在世界电影发展格局中，中国电影人也在以自己毫不逊色的独特创造力，为电影这门艺术增添着新的语言、语法和东方表达方式。中国，必将以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电影语言在世界电影史上写下自己的一幅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