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我在巴黎。正跟文学翻译聊法国大选的时候，玛丽进来了，盘着高发髻，胸前挂着玛瑙，看着她一身古典风情的长裙，让我不由想象一个女人飘过现代街景的画面。她盯着大家的脸，兴奋地挨个盘问：“看过那部新的中国电影了吗?” 我们几人互相看看，表情都很惭愧：没看过。玛丽精通当代中国政治，我们不比她更缺乏中国艺术吧?而玛丽对这部新电影的评价，让我们惭愧得想死。 “我还没看到过一个中国电影这么好，两个主角都是好人。中国的电影爱把人弄成坏人，这部新电影给了我希望。” 我看重我的荣誉心，于是去看电影，还请上我在巴黎家的主人，一对中法结合的知识分子老夫妻，都70多岁高龄，他们对中国和法国历史文化都很懂。这是头一次，我坚持不让老绅士表达法国男人多尊重妇女，我一定要掏钱买票。因为，终于我有一个被推荐看好的中国电影献给朋友啊! 电影票欧元7块一张。我们钻进影厅，不到100个座位。房间窄小，水泥墙壁，仿佛是二战的防空洞。巴黎放艺术电影的地方，比起纽约要差点劲儿。 看的是《安阳婴儿》(导演王超)。讲一个下岗工人和一个妓女的故事。这个电影像得到很多西方评价的中国电影一样，在中国没有上映。电影故事情节：下岗工人敲着同事的门，把再也用不上的工厂食堂饭票换一点现钱，他到摊上吃面的时候拣回一个没人要的婴儿。婴儿身上有张纸条，顺着条，他找到了孩子的妈妈。然后，他们住在一起了，成了夫妻和帮手，一个在门前摆摊修自行车，看着自家的门，另一个就在家里接客。 残酷的现实。非常真实。西方评论近几年来把这一类中国影片通通比作“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工人的住处和街区，破烂，很真实。关闭的车间，萧条，生锈，很真实。所有的真实用着缓慢的长镜头、中景、大全景来加强。画面不甚清晰，缺少饱和度，于是进一步强化真实。每一个不大够质量的遥远画面，都漫长地停留着，于是，高度沉闷，就仿佛我们所感知的现实底韵。除了一个小片段：下岗工看人放下自行车，跟着女人进门去了，他提起一把修车改锥走了过去。(我以为他妒忌心升起，忘记挣饭，接下来，要闹一段“喜剧”——我实在太美国化了)。他扎了嫖客的车胎，安静地走回来，继续补车胎，等着挣双份的饭钱。 这就是玛丽对我们的人性希望啊?难道这部电影跟别的正在走“世界”的中国电影有什么本质不同? 在巴黎的黑暗中看着残酷的真实，我顾不上玛丽，顾不上请的一对法国老人，我难受得要命。我完全受不了最近这一类高度相同的中国电影手法。从《小武》到这个。作为《皇帝的新衣》安徒生童话的反转——我很想坦率地嚷嚷：“穷人明明是穿了衣裳啊!”这部新电影绝对不个别，是一种流行倾向的继续表现。我高度受难地看着，激烈地自责着：“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啊?你也面对如此真实，你为什么不也这样拍呢?为什么?” 开始的时候，一边看着电影，我还在干一个活——我本能地替人家修改着剪接。车间关闭，工人下岗，用电影语言表述是连续几个十分漫长的镜头。一秒完全能说清的，非要用两分钟。这部中国新电影，是可以像所有这一类中国电影，用这种品牌方式进入巴黎的“艺术影院”，但是，仅仅是因为太沉闷，节奏太缓慢，就没有任何希望进美国的“艺术影院”。就算我个人不喜欢这类电影的节奏，但是，我渴望着中国电影能更多地打入美国市场，打入美国观众的视野。很多外国片子在打美国市场的时候要作一定程度的重新剪接，我知道一些美国这样的“中转站”，剪片公司。但是，很快地，我放弃了试图帮人剪接的可能性。因为人家是精心设计过的，是结构完整的，所有的缓慢拖拉自有道理，这样就到了故事的这个地方：下岗工不见了，妓女和与他初次相会的时候一样，在饭馆里等着见面。这个时刻的这场戏，完全没有任何“戏”：女人抱着孩子，吃着面。一个固定机位，大全景，不推也不拉。你看不清她吃，你当然更看不清她的任何表情，你甚至听不清在她吸溜溜吃面的声音里，是不是隐约着哀哀的哭声。这个没有任何“花招”的场面，计算长度的话，足足占了三分钟?感觉导演非常欣赏吃面的构思，打算让我们永恒地观看下去，细细品尝其中的深意。真的，我何必像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一样，傻呼呼地打算拯救全世界——拯救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我需要立刻拯救的，是此刻的自己。 看完电影出来，两位老人都不说话。我深懂他们，他们也深懂我。第二天我将离开巴黎，下次再来法国的时候，假如永远见不到其中一位了，也是大自然的安排。我连连道歉：“对不起，咱们也许本该一起看一个别的什么电影?” 一对老人还是不说话，三人默默一路走着，天下起小雨了，跟着蹒跚的步子，我们却拐进了卢森堡公园，走到一组古典人体的优美雕塑前，老头儿停下来了，老太太也停下来了，我只好也停下。随着人家的视线，看着那些雕塑。微微的雨声中，我的法国老绅士开口：“小时候，妈妈常带我来这里玩，每当我看着这些，感觉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 雨大起来了，老人们遮起简陋的雨帽，我淋在灰黑大雨中，心情不再是死角。我们一起继续走，回到我每次到巴黎落脚的家，想到红葡萄酒在桌上等着。 一进家门，抖着雨，老太太安慰我：“应该让法国人看看，看看真实的中国究竟什么样。” 我的心情又败坏起来。 无疑，艺术有传达真实的使命。中国电影艺术也有这样的使命。可悲的是，我们似乎就剩下了这样向世界传递使命的单一手段。或者说，这是中国导演最精明的新骗术。(假如能同意我把电影当做最具有“骗术”的艺术方式的技术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