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先期问世并且红遍中华大地，《军歌嘹亮》纵使毛病多多，也许会赢得零星掌声。然而这只是“假如”，事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红过火过，于是《军歌嘹亮》就难免身处尴尬的境地。在这样的境地，原本可以谅解的“毛病”也不再可以谅解了。 尴尬一：克隆“经典” 《激情燃烧的岁月》绝对是中国电视史上的一个经典。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跨越时间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由当初的不被看好，而后意料之外引发旷日持久的重播浪潮，然后是央视几大名牌栏目，包括《艺术人生》和《同一首歌》制作的“激情”专辑，再至去年春节联欢晚会再次为“石光荣家”制造一次团聚的盛会，媒体顺乎人心地让这部电视剧赚足风头，成为现今这一拨中国人在未来日子对新世纪初期的一个集体记忆。 《激情燃烧的岁月》之所以在这个多元的时代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也是极其难得的一次将中国军人的高大形象进行人性化的艺术处理。军人在承担保家卫国艰巨任务的同时，也有脆弱、闷苦，不如意之时，也要解决一些一般人无以回避的鸡毛蒜皮，流短飞长或者辉煌过后的失落。艺术的一个崇高境界就是人心换人心，“石光荣们”走下圣坛，自然赢得经历过那个红色时代人们的宠爱，也会赢得与那个时代隔代的年轻人的好奇。 而再来看《军歌嘹亮》，主人公与“石光荣”仿佛“孪生兄弟”，也是部队的将领，肚里没有几点墨水儿；同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娶老婆要么是一看准就抢着来，要么是与别人竞争胡着来；也都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功勋，叱咤风云，军人的刚强执拗本色大放异彩。但是到了和平年代，无仗可打了，他们这批人的辉煌时代无可挽留地渐渐逝去，于是也就逃脱不了彷徨失落的人之常情。国家与个人，大家与小家乃至妻子与孩子之间的矛盾渐渐凸显，甚至产生着激烈的冲突——与妻子时不时斗斗嘴，掐掐架，对调皮捣蛋的儿子除了大吼大叫却不知从何管教，这样的人物性格鲜明，光明磊落，不过 ， 我们已经向“石光荣”表达了太多的敬意，而这次碰见一个差不离的“高大山”，我 们就不愿意再这样“无私奉献”了。 跟风、克隆、复制、抄袭、拼贴、搬挪、缺乏创意、了无新意……这些是近年来在电视批判中比较频繁应用的词语或者短语，他们传递出一个信息，就是电视行业缺乏一种原创力，喜欢嚼别人的馍，跟着别人啃螃蟹，这不仅是对观众观赏情趣的一种不尊重，也在浪费电视资源，这次《军歌嘹亮》也加入了这个克隆的“大帮哄”，以期望让广大观众再次激情燃烧一把，可惜情节上太多的雷同只会引发人们时时拿它同《激情燃烧的岁月》进行各个层面的类比，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我们很清晰地发现《军歌嘹亮》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翻版，而且不只是情节，就是命名这个微小细节上也是在翻版。如石光荣的老家是蘑菇屯，高大山的老家索性就叫靠山屯，反正都是穷旮旯；就连“石光荣”和“高大山”这两位主人公的名字也一个模式，活脱脱一个屯儿里跑出来的堂兄弟。 电视剧关键是要有一个好故事，虽然《激情燃烧的岁月》石钟山没有亲自参与编剧，但该剧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主要是他在讲故事。而《军歌嘹亮》干脆就是他本人编剧，自己复制自己，不怎么关系到别人的事情。不过，他让两个出版社在相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分别出版了《军歌嘹亮》原创小说版本和电视脚本，按照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副主任索来军的说法，就版权保护角度来说这并不存在法律纠纷问题，“但是如果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这其中是否存在恶意竞争的法律问题就另当别论了”(北京娱乐信报 2003年8月3日)。 爱之深，责之切。人总是有感情的，并且一旦建立了感情，就形成一定的稳固性，那么要想替代或者说是照搬往往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困难事情。所以对于《军歌嘹亮》，观众检阅的眼神无疑就放得高，放得远。 尴尬二：孙红雷的学习成绩“不及格” 其实，演员的表演也存在一个境界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有很多的观点与看法，我还是比较认同钱钟书先生在其论著《谈艺录》中用十五个字精辟阐述艺术表演境界的层次。一是“人事之法天”。说白了，模仿，角色是爷，演员是仆。二是“人定之胜天”。调个了，演员有了主动，不过还是演着角色，过着别人的生活。三是“人心之通天”。不得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演员与角色神游往来，融到一块。这一最高境界在好莱坞有达斯廷·霍夫曼.梅丽尔·斯特里普的几次表演，恕我见识浅陋，在中国这个阶段恐怕就只能算上孙海英之于石光荣。“孙海英 = 石光荣”或者“石光荣 = 孙海英”，大部分人包括孙先生都觉得等式应该成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红雷出演高大山这个角色存在巨大的挑战与压力，据报道当初剧组也曾盛情邀请孙海英出演这一角色，最终还是被他拒绝。他孙先生应该明白了“石光荣”的表演已经无形中树立了一座丰碑，就连自己也难以超越，一味试图复制，往往就不免落下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这种尴尬，孙红雷经受着，尽管他本人并不愿意承认，尽管他确实在浑身解数地卖力。 而演员一旦是在卖力地表演，就说明他或者是她多少有些力不从心，表演的境界就介乎钱钟书先生所论述的第一、第二境界之间，在表现军人的做派、习性上，孙红雷都在捕捉孙海英的影子，但是他的“高大山”与“石光荣”还是隔着一层膜，他无法准确把握“石光荣”面对困境、面对自己不顺心事情的时候流露出来的不论情理死论自己的绝对性格和在面对自己认为有意义事情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老小孩一样的一股傻开心，“石光荣”愤怒时候沙哑有力的嗓音以及快乐时尽兴开怀的笑声让这个角色有着性格上的层次感立体感，丰富了人物的血肉，让人物大大地立了起来。这样的境界，“高大山”身上没有，他似乎只用一种腔调在说话，一味地在叫嚷，在嘿嘿笑，台词的说腔没有体现性格上微妙的差异性，也没有体现年龄上的跨度带来心态的细微变化，这样，人物就显得单一、平面、机枪般点射的短句一直在重复，如“不行!不行!不行!”，“憋回去!憋回去!憋回去!”，抛开模仿得没有新意不说，难道军人一粗犷了，一个性化了，就都只会这样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