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3)05-0141-05 中国西部电影并不都是纯粹的“西部片”，而是“黄土电影”，有的则用“西部的色彩涂抹内地文化”，寻求某种“西部趣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安电影制片厂等为代表，以展现西北高原的风土人情为主，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民族性格的结构特征与现实生存状态的中国西部电影，在它近20年的创作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新的电影观念的创作者和举世瞩目的杰作。西部电影具有独特的样式特征和文化视角，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引起了许多中外观众的共鸣，在中外电影评论界声誉极高。所以，分析西部电影创作的独特文化趣味和文化姿态，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确定它在当代中国电影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对西部电影的创作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解放后至新时期前的30年，由于强调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性，电影艺术风格单一，所以也很少有电影创作者自觉地致力于地方文化资源的发掘，即使像新中国成立后17年摄制的影片，如《农奴》、《鄂尔多斯风暴》、《五朵金花》、《阿诗玛》、《达吉和她的父亲》、《天山的红花》、《冰山上的来客》、《生命的火花》等，这些反映西部生活题材、具有多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影片，除了人物的服饰和生活的环境等外在特征具有一定的西部特点之外，从叙事主题到艺术构思与当时拍摄的表现非西部生活题材的影片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因此，在新时期之前，中国西部的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在影片中并没有作为影片的元素得到充分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初，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全国各电影厂中最早明确提出了拍摄中国西部影片的整体性艺术追求，并首先出现了自觉地以地域文化为轴心的类型片的雏形——“中国西部片”。随后，峨嵋、天山、广西、内蒙古各电影制片厂先后拍出了一系列好片，中国电影的“西部片”创作在国内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如《人生》、《牧马人》、《黄土地》、《黑炮事件》、《老井》、《红高粱》、《野山》、《盗马贼》、《猎场扎撒》、《双旗镇刀客》、《东归英雄传》、《秋菊打官司》、《默默的小理河》、《孩子王》、《棋王》、《黄河谣》、《陕北大嫂》、《炮打双灯》、《秦颂》、《站直罗，别爬下》、《红灯停，绿灯行》、《背靠背，脸对脸》、《爱情麻辣汤》、《没事偷着乐》、《洗澡》、《菊花茶》、《美丽的大脚》等新时期以来先后出现的西部影片，有不少获得了国内外的各种大奖，引起了广泛的轰动。这不仅使一些崭新的电影观念和电影人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成熟，而且使中国西部电影不断走向全国和世界。其中，西安电影制片厂“它作为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云集的中国艺术电影的中坚阵地，不仅在新时期以来各种艺术电影创作中立下了卓越的丰碑，而且因为一系列拍摄时间较集中，主题不断深入，艺术上不断成熟具有西北民族风情和地域气质的影片，而让中国影坛有了一个自己的‘西部影片’所指。”[1](P290)一批著名导演聚集在西影厂的旗帜下，如吴天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周晓文、张子恩、滕文骥等中青年著名导演纷纷大显身手，西影厂为他们提供了作品问世的土壤。西影厂在80年代中期，为中国电影叩开了世界电影的大门，此后不少影片陆续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据不完全统计，共获国内外各项奖项100余次，输出影片占全国输出总部数的25%，居全国之首。“西影厂”和“西部电影”一时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上的名牌产品[2]。 中国西部电影近2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说明，它不仅没有出现像美国西部片那样的宽边帽，牛仔裤，腰缠弹夹，手持双枪，英雄美人，文明征服落后的文化现象，而且无论是从叙事模式、影像风格、人文内涵乃至自然景色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西部文化的特征和魅力，像《人生》、《黄土地》、《老井》，特别是《红高粱》、《孩子王》、《盗马贼》、《黑炮事件》等，这些以黄土高原、浩瀚沙漠、苍凉群山等西部生活为背景的影片，散发出浓郁的原始野性，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其他地域影片所没有的阳刚粗犷、雄浑辽阔、凝重和苍劲的审美特征。针对这些情况，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西部电影都不是纯粹的“西部片”，而是“黄土电影”，包括《红高粱》在内的描绘土地的银幕色彩，是一律的原始的黄土高原的黄色，是生长中华文化的土地，像《红高粱》等一些用“西部的色彩涂抹内地文化”的影片，显然也是寻求某种“西部趣味”的西部电影的准文本[3]。 《人生》是“一幅富于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西北风土人情的长卷”，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对传统道德和社会问题的双重揭示，使中国西部电影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84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拍摄的《人生》，被人们认为“它第一次把西北高原那大自然的雄浑之美和西北人们善良质朴、博大之美融为一体，是西影的第一部‘西部片’”[4](P260)。《人生》“独特的艺术风格，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令人耳目一新，它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富于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西北风土人情的长卷，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多种色彩”[4](P260)，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深度。 大多数观众对《人生》产生共鸣的主要方面是影片人物形象的塑造。因为在主人公高加林身上，反映了不只是青年农民，而是范围更广的80年代整个一代青年辛酸的奋斗史，所以，从反映现实的深度看，影片的动人之处“正在于通过高加林的人生遭遇，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西北农村大变革前夕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各种‘反常现象’，从一个侧面预示着这场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4](P260)。 但是，高加林的形象是复杂的，在他的身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各种复杂的矛盾现象，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农村青年的典型特点和思想观念。高加林代表了80年代农村中一部分有文化、有追求、有理想，要求改变自己命运、实现自身价值的青年农民的基本心态。他们不像老一辈农民那样，把自己紧紧地拴在土地上，也有别于50年代梁生宝式的把一切寄托给集体的大公无私的农民。高加林是一个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面对开放的世界想飞出农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求改变现实，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的新时代的青年农民。因此，高加林的奋斗愿望与时代发展的精神特征是相一致的，他的理想也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尽管高加林的倔强中有些盲目，自尊中有些虚荣，但是他孤独的个人奋斗也是与他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