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 中国现在的大形势可以称之为“发展、转型与失衡”。 中国的发展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全面的结构大转型。中国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分量。25年来，中国的发展一直跟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但改革开放的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自上而下的推动作为第一动力的特征明显，90年代中后期则逐步形成多元动力互动的格局。特别是近七八年来，开放带动改革、沿海推动内地、民营推动国营、实践推动理论和政策、经济拉动社会政治，这样的趋势非常明显。媒体和学术界越来越多地使用“转型”这个词。但是，中国在入世以及十六大以前，转型还是以经济为主导，转型的重心还在经济。在经历WTO、十六大、特别是最近SARS以后，人们越来越感觉需要经济与社会甚至与政治的连动转型，一个新的、更加综合、协调的转型阶段开启了。在这个阶段中，政府改革已经成为连接所有方面改革的轴心部分。政府的改革，包括依法行政、中央和地区合理分权、公务员体系效能和水平的提高等内容，其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将是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 失衡 25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可以说是主动地、自觉地利用一种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比如80年代提出的沿海战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经济先改战略。经济改革目标则是一步一步地分阶段地明晰起来的。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一步比一步明晰，带动社会慢慢地发生变化。而其它方面长时间没有自己的目标，例如教育改革面向经济主战场服务，科技面向经济主战场，都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但是，经济改革进行到现阶段，反过来要求其他各个部分的改革跟上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现代政府治理、现代教育体制、现代科技体制、现代公共服务体系。 什么是失衡？ 不均衡和失衡不同，只有当不均衡发展到一定程度，超过某个临界点时，事物（或系统）的总体性、整体性风险大大增加，才能称之为接近失衡状态。当失衡状态出现时，再一味强调不均衡战略，不做一些整体性协调，失衡程度继续加大，那么社会整体的发展就将遇到重大的困难乃至危机。当一个系统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时，只要受到一点小小的冲击，就难以正常运转，例如SARS的冲击。 从经济领域看，这种失衡的现象很多。比如天则所作出的上半年经济分析中，GDP的高增长和消费的低增长并存、投资的高增长和就业的低增长并存，这种越来越不协调的现象，在宏观分析中出现了，经济特别好跟股市的特别差这种极大的反差也出现了。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有人指出，失衡最后导致政府的治理危机，所有的压力最后可能集中到中央政府身上。 以经济视角来观察，研究失衡问题有两个可供参照的尺度： 一个是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同时存在10倍和100倍两个指标。抽样调查显示，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中，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购买力是最低的10％的家庭的10倍以上。放大到全国来看，收入最高的5％～10％的家庭的收入是最低的5％～10％的家庭的50～100倍。收入结构过大的差距，极易产生结构断层与结构裂痕，层和层之间发生了“绝缘”，使整体结构中的各个部分之间发生了“隔裂”，使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生了巨大的困难，使内需相对于增长而言越来越弱。 研究失衡问题的另一个观察尺度，是相对于经济的变化和转型而言，还存在许多10年不变（或变化慢了10年）、20年不变的事物。我们知道，经过25年的开放、改革、发展，中国经济的变化可以说是沧桑巨变。20年前，国营（行政计划配置资源）经济占到整个经济的绝大比重（70％～80％以上）；如今，市场经济占到绝大比重（70％～80％以上），其中与国际规则接轨程度高的外向型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伴随这种巨变而来的是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创新源泉的迸发涌现，新的社会阶层的生发与成长。但另一方面，相对经济快变量而言，又有许多事物变化较慢，甚至20年来几无变化。比如说农村土地征用制度20年没变，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是用行政权侵犯产权，是用所谓的国家公权侵犯集体权，这种状况非改不可。不然的话，城乡关系无法调整，农民利益无法保证，总的来讲，改革慢于开放、内地慢于沿海、北方慢于南方、农村慢于城市、垄断部门慢于竞争部门、公共部门慢于私人部门、政策慢于实际、体制慢于政策、理念慢于体制、上层建筑慢于经济基础、社会慢于经济、行政（政府）慢于社会……不一而足。人们清楚地看到，相对于新兴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而言，一个其变化慢了10年的事物是无法适应它并有效地为它服务的，譬如股市便是如此。有的事物变化晚了不止20年。比如农村土地征购制度多年来变化不大，其观念和体制，已不能很好地为新兴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服务，为新型的城乡关系服务了，不能满足在新的形势下合理地保护农民利益的要求；相反，越来越多的纠纷与不稳定因素被引发出来，加剧着社会的失衡。 如果用变化晚了10年、20年这一尺度来考察现实生活，我们就会发现，许多相互关联的重要事物，由于各自变化速率之差异过大，导致了实际生活中理念与体制之间、体制与政策（法律）之间、政策设计目标与组织实施效果之间的大量的摩擦与矛盾。整个社会的有机联系削弱了，各个部门的自我调节能力及其彼此之间的可调节性减弱了，其结果是社会走向失衡时难以回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