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探索增长的源泉、机理，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以及实现这种潜力所需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根据不同的分析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作出预测。 增长的源泉、机理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人们大致认为这些年来经济增长来源于要素的充分供给及合理配置，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和落实，技术进步及不断的学习。所不同的是大家的侧重点不一样，下面就以上几个方面分别展开。 （一）在这一部分，分别讨论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FDI和企业家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这些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1）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效果如何取决于要素的配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的功能。张明海（2002）利用我国1952—1999年的分省数据，实证表明改革提高了要素的替代弹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表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根据CES生产函数增长模型，较高的要素替代弹性导致较高的增长率和GDP水平，因此市场化改革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 （2）劳动是经济增长中最原始的要素。蔡昉等（1999）实证分析了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技术进步在1982—1997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因此通过劳动力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中国仍有机会享有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刘强（2001）利用1981—1998年间数据实证分析了新古典的经济收敛机制在中国并没有起作用，原因是中国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使资本劳动比并没有出现应有的变化趋势，近年来形成的劳动力大规模的区际迁移，是社会经济系统对区际差距做出的反应，也是对区域差距扩大这一现象的一种解决办法。 （3）物质资本积累。武剑（1999）采用动态递推模型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资本形成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超过其他要素的总和，达到56.3％。在未来10—20年中，资本贡献度将超过60％，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他同时认为“储蓄膨胀”和“投资压抑”是导致资金缺口的直接原因，在实际利率的“放大机制”作用下，资金负缺口不断扩大，造成经济持续滑坡，深化社会保障制度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是促进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张军（2002）计算了改革以来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比率的变动模式，发现资本——产出比率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清晰的发散变动模式，其施放的信息是中国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的变动是不太敏感的，这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资本形成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着“资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4）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蔡昉等（1999）认为，虽然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有巨大的潜力，财政对教育的投资占GNP的比重，1996年只占2.44％，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教育投入的加大，教育体制的改革，教学质量的改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泉。江小薇（2002）认为我国要防止陷入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贫困陷阱之中，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总量拉动增长转向提高生产素质推动的增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应，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5）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江小涓（2002）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独资企业以1/10的资产，创造出1/5的增值税，1/4的产量和销售收入以及1/3的利润。外资经济不仅推动着中国工业的持续增长，而且提高了资金利用的效率，改善了资产形成的质量。王成岐等（2002）运用计量模型发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国内外企业之间竞争越激烈，越有助于FDI发挥其作用。陈浪南（2002）研究发现FDI的存量增长率与GNP增长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逐年增加。 （6）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Schumpeter（1934）认为，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Groves等（1995）认为通过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引入经理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促进了中国经理人市场的形成，绩效差的企业更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去聘任新的经理，经理可能因绩效不佳而被解雇，改革使得经理人的薪酬更多地与利润而不是销售额相联系，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及成功运作使得企业家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庄子银（2003）发展了一个内生化企业家活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从事模仿活动的企业家是南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比那些拥有较少企业家的经济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国影响企业家数量以及企业家活动范围的政策和相关的制度环境都会最终影响一国的增长率。 （二）North（1981）认为技术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是增长本身。经济增长来源于合理的产权结构及其产生的激励。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制度成为大家比较关注的因素，研究范围涉及到改革、产权和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以及社会基础结构改善等多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