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C0024（2003）04-054-03 一、英国政治现代化渐进模式的历史表现 英国的渐进模式体现在其政治现代化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变革得以稳步推进，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近代英国的政治制度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权力的转换方面，英国的国家权力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前的国王手中分别经过两次流血的和不流血的革命转移至国会手中，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民权，奠定了议会制度的法律机制，在君主立宪政体当中，君主的权力不断受到限制，国王向虚君的方面滑落，国会的权力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主宰国家的权力机构。国会两院的权力分配又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转折点，发生了权力逐渐由土地贵族控制的上院转移至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的下院手中；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换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又从国会转移到了内阁手中，议会权力被削弱，政府权力日益膨胀强大起来，从而形成英国现代的政治结构和组织形式。英国政权的演变和传递是在和平的妥协让步中进行的，同时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把握了演变的资本主义方面。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随着两党制的形成和发展，国家权力的更迭便一直由两大政党严格按照议会的程序和平地进行。国王向国会的妥协让步，国会上院向下院的妥协让步，国会向内阁的妥协让步，都是通过温和的改良而非激进的暴力实现了政权的更迭交接。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政策法令的连续性，使国家经济在没有受到暴力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冲击下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持续发展，顺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更重要的是英国虽然工期处于动荡不安的西欧，却排除了出现在大陆一些国家中的独裁统治，始终推护了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二、英国政治现代化渐进模式的形成原因 首先，议会传统为英国政治现代化开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先例。 议会是英国民主制的起源，它为不同政见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政治工具，英国议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这种发展和演变是对古老机构的修正而不是对它的替代或取消。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中世纪时期议会的早期发展；都铎王朝时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议会与国王争夺国家的最高权力，1688年“光荣革命”结束了国王与议会的权力争夺，1689年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的最高权力，政党制度开始出现于议会，发展了大臣责任制的原则，并奠定了内阁制的基础；汉诺威王朝以来，下院与上院之间的关系，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但确保了议会的合法统治。 英国的议会由中世纪的大会议而来，诺曼统治时期，施行贵族民主制，大会议是国王的咨询机构，由大贵族和大主教组成。1215年《自由大宪章》规定：国王只有得到大会议的同意才能征收税减，国王必须遵守法律。《自由大宪章》限制了王权，为议会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随后15人的大会议分裂，亨利三世（1216-1272）趁机掀起内战，大贵族孟福尔联合骑士和市民战胜了国王，在1265年召开等级代表会议，由领主、骑士、市民代表参加，获得监督国王的财政开支、帮助国王制定政策的权力，这个等级代表会议被称之为英国议会的刍形。到爱德华一世（1272-1307）时，在1295年召开了模范议会：贵族、教士和市民代表参加，成为全国规模的会议。这样，英国由贵族民主制进入等级民主制，后形成上院和下院两院制。1343年两院正式形成。1297年模范议会取得了宪章确认书，确认没有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确定了议会的征税权。到十四至十五世纪，议会立法权又得到确立。由于议会对君主的分权制衡作用，英国的君主没有能够强大到如同法王“朕即国家”那样君临一切的专制程度，而且议会这一分权工具为资产阶级进入国家政权组织开辟了现成的道路。1628年，议会促使国王签署了一项列举议会权利的《权利请愿书》，查理一世随后关闭议会长达十一年之久，和平的道路终断，原有的政治平衡受到来自国王的挑战，终在1640年的财政危机和苏格兰民族起义的打击下，暴发了暴力革命，经过短促的共和国护国主政治和查理二世与詹姆士二世的复辟专制，最终经半个世纪的选择，利用宫廷政变重新又把国王提回到传统的国王与议会的政治天平上来，只是这只政治天平加重了议会的砝码，使之越来越向议会方面倾斜。工业革命以后，传统的国王与贵族分权的议会体制成功地向贵族集团与资产阶级集团分权的方向演变，英国的议会传统为英国的政治近代化提供了现成的政治设施，为渐进模式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 其次，王权相对较弱和孤立没有强有力的镇压机制。 作为民主政治敌对力量的封建君主在英国始终没有强大到足以决定一切的程度，王权始终受到原始民主传统和议会的制约，历史上持续着的君主权威与议会权威两个权力中心，革命前一直没能建立起强大的隶属于国王的国家专政机器。”英国的镇压机构相对来说比较软弱，这是国内战争造成的，也是以前君主政体的发展以及政府主要依赖海军而不是依靠陆军的结果。缺乏一种建立在陆军和官僚机构上的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如同普鲁士那样，这也使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发展更为容易。”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