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最大问题就是“三农问题”。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连国务院总理都深感头痛，觉得无计可施。笔者通过对“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来剖析其难源，并据此提出解决的途径。 一、“三农”问题的基本特征 （一）“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三农”问题的长期性是一个普遍性的特征，并不是我国所独有。如英国解决“三农”问题花了近百年的时间，美国花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日本也用了近二代人的时间。我国的“三农”问题也跳不出这一规律，而且所需时间会更长。 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9.2亿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多。过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化解，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解决。正如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所说，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三农”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按照有关专家测算，我国现在农村劳动力净剩余1.2亿人，而按照生产能力测算，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4亿人，目前的耕地仅能容纳1亿劳动力，也就是说有3亿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均劳动生产率要提高，必须将3亿剩余劳动要转移出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有如此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如果说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只需要一个工业化过程就可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出去，我国则需要叠加二个工业化过程才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出去。所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所需时间将更长。 2.资本积累的长期性。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作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是农业失血过多。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二是农业积累不足，农民几乎失去了投资能力。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只能获得基本的生活，几乎没有积累，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扩大再生产。现在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都难，更不用说进行扩大再生产。三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难以得到先进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辐射和带动。国家要保证“以农辅工”的政策能够实现，必须严格的控制农村和农民。这就导致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二元分割。这种二元经济比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所讲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加不均衡，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时都不曾遇到。按照产业经济转换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使国家不推行超常的非农化战略，让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也会出现“三农”问题。我们假定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导致的“三农”问题为平均的或者一般性的“三农”问题，那么通过长期的非农化战略后的“三农”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均的程度。 3.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性。农民的素质低，人力资本积累少，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需要较长时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转移，能否快速转移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经营的机会多；人力资本较高，农民从事非农收入的报酬也相应高。一个目不识丁、一技不长的农民不可能能够在城市立足。1997年全国总工会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主体大体由三部分组成：33％来源于农村毕业学生，37.3％是务农的农民，另外近1/3是有过城市务工经验或者当过兵的农村人口。农民工中初中毕业的占2/3，其中高中生占16.9％。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是9.2年，而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是6.5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最重要方式就是教育，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长期工程。何况现在教育面对的是一个教育程度相当低群体，平均受教育程度大约6.5年，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还有大量的文盲，全国8000万文盲中90％以上是农民。大部分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达不到转移到城市的要求、达不到现在农业的要求。而要提高这些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需要时间、需要巨额投资。 4.组织和制度创新的长期性。“三农”问题与组织和制度结构不适应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对组织和制度进行创新，建立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体系，但这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改进与提高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现在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阶段，从种植结构上看，还是粮食、棉花为主的生产结构；从产业结构看，农民还是以出售原产品以主；从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来看，农民50％的收入来自于自济；从农业的生产习惯来看，还是习惯于刀耕火种，不习惯于使用现代机器和现代农业技术。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农业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阶段。要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将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造的。因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生产力紧密相连，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二是农业制度的创新也需要较长时间。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与制度环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对既有的农业制度体系进行多次创新，但是还没有找到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新制度，寻找和设计新制度需要时间、新制度与制度环境的兼融需要时间、制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三是组织的培育和成长需要较长的时间。现代农业需要有高效的组织为其服务，“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组织的发展相伴而生，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行政组织替代经济组织、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导致农村组织极度匮乏，而组织的培育、成长、成熟都非一日之功。据农业部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全国农村有各类专业合作组织140余万个，其中仅河北、山东两省就分别达到28.1万个和23.2万个，初步形成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0余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