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主化：另一种选择？ 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权威主义体制中，在精英结盟的情况下，精英能负责任吗？大众的权利能得到保障吗？合作主义能行得通吗？面对这些疑问，有人提出必须通过政治改革走出困境。当前的主流看法是，必须把“民主化”作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而所谓的“民主化”就是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即实行多党制和普选。 如何理解西方式民主？流行的“现代见解”是，卢梭对民主的理解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熊彼特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在熊彼特看来，“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亨廷顿据此得出结论：“评判一个20世纪的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所依据的标准，是看其中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否通过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种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而且基本上所有的成年人都可以参加选举。……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 那么，“普选”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说，西方式民主能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政治自由、更廉洁的政府、更平等的分配、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戴蒙德区分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治，还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方面的权利和自由，还尊重少数一方的权利，还对执政党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程序的能力加以限制，还对任意地逮捕和滥施暴力加以有效地防范，还不实行新闻审查，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至最低限度。”“但是，在实行选举民主的国家，政府也许是通过相当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产生的，但是它们缺少那些在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的保护权利和自由的许多制度。”戴蒙德指出：“实行选举民主国家的数量在最近若干年有很大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数目却相对原封未动。”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和金融风险是相当严重的。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但是，据此认为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国际经验显示，像中国这类东方的、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即使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也难以获得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政治绩效，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许多南美、南亚、非洲国家，按照流行的“民主”标准，都属于民主国家。但是，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的严重程度丝毫不逊于中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数“转型成功”的东欧国家，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不稳定非但没有减轻，而且迅速恶化。民主化可以有效地解决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经济风险问题，这一命题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内经验资料的有力支持。 以不平等为例。特纳和西雷根据国际比较研究指出：“如果我们看一下20世纪90年代民主和国内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则最好的资料也并不证实多元政治和比较平等的模式之间存在任何关系。”“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主义的那些国家也并不更多或更少地实施多元政治。”“例如匈牙利和孟加拉，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在收入总额所占份额（10％）要比巴西的同一群体所占份额（2.4％）高出4倍还多。……以比较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其最不富裕的公民的国家，诸如匈牙利或孟加拉，它们对政治权利表现了高度尊重，而以最不平均主义的方式对待其最不富裕的公民的国家，如巴西、博茨瓦纳和哥斯达黎加，在这个方面却是同样的。另一方面，某些相对地实行平均主义的国家，诸如摩洛哥或印度尼西亚，对政治权利却并不尊重，但远非平均主义的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是同样的做法。” 亨廷顿指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他问道：“第三波民主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吗？”他的回答是：“在某些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可以成功地处理一些个别的问题。不过，在大多数国家，似乎极可能的是，第三波民主政权不能有效地处理好这些问题，而且，他们将极有可能很难比他们的前任威权统治者更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叛乱、通货膨胀、贫困、债务、不平等与机构臃肿都将多多少少地继续存在，就像十年前的情况那样。” 问题还要更加严峻。亨廷顿指出：“在拉美国家和前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常常以专断的和不民主的方式行事，压制其对手，靠法令来统治，……在拉美，由选举产生的其他行政首脑常常无视立法机关，并通过宪法修正案，强行延长其任期。在缺少西方自由传统的非西方社会，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常常对个人权力漠不关心，歧视少数民族，扼制新闻自由，甚至鼓励警察滥施暴力。……在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这些诉求会加剧国家的分裂，并导致反西方的政治领袖和政策的胜利。”这位民主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无遗憾地指出：“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允许它们获得权力。” 为什么在非西方国家民主体制往往是“有名无实”甚至走向反面？亨廷顿认为这是因为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他指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