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典”危机中的五种改革压力 迟福林在《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9日撰文认为：我国面临着“非典”危机中的五种改革压力。 一是，政府改革的压力。政府职能转换应当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变。因为，改革开放进入到目前这个新阶段，各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前提。从这次“非典”的危机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把自己的职能定位于优先解决各类重大的社会问题方面，是一件相当迫切、相当重要的大事。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建设上面临许多问题。例如：①政府危机管理的机制建设；②政府公信力的机制建设；③政府财政资源和社会动员机制建设；④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建设等等。 二是，传媒改革的压力。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信息公开，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灾难性信息，就更应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公众。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应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及时和客观的披露，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应当从这次“非典”危机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传媒体制改革。 三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压力。这次“非典”的爆发，暴露出我们现行的医疗体制同抗击“非典”疫情的严重不适应，也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某些严重缺陷。在“非典”的压力下，应当严肃思考现行医疗体制改革。例如：①加强农村的医疗公共建设，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村医疗体制；②加快建立公共卫生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③建立社会性严重传染疾病的公共保障机制。我们应尽快解决包括医疗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各类重大问题，这是应对突发事件最重要的基础工程。 四是，社会改革的压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有许多事政府做不了也做不好，应当相信社会的力量，拓宽社会参与的渠道。一个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之间能够形成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为此：①尽快建立社区自治制度；②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使他们在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③开展民间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对口合作。 五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这次“非典”发生期间，有关部门和地方官员的行为及态度，反映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弊端。为此建议：①由于某些干部过于看重GDP等政绩考核标准，甚至将疫情等同于辖区内“重大事故”，惟恐考核中“一票否决”。这种干部考核和任命方法，只对上负责，不能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必须尽快改革。②新闻舆论和民主党派适时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政府因措施不力造成的失误，应向受害者和公众及时认错，及时道歉。③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惩处对“非典”扩散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人员，以消除民众中的不满情绪。④特殊时期，政府的一举一动如明镜般高高挂在天上，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对于党和政府来说，“非典”是一次切切实实为民众服务、改变自身形象和重建社会公信力的机会。 （李摘） 面对SARS：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面对SARS为害的实际，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解决。首先，要全力防止SARS的扩散。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防止SARS的扩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大小也与此密切相关。为此，不仅需要医务界的努力，也需要每个人的自觉和配合，更需要政府有效和过细的工作。其次，需要反省和重建公共医疗保健制度。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被分成三六九等，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保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歧视性的规定。能否借着SARS为害之机，重新检讨和彻底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全国医疗保健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借着SARS的伤痛，目前是这样做的极好时机。第三，建立反危机体系，实行危机管理。①要做好危机事件的预警和监测，这取决于对相关信息的把握和处理。②要做好危机来临前的防范化解工作，或推迟其发生，或分散和阻滞其冲击。③要做好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关键是要消除危机产生的恐慌情绪，减少危机中的从众效应，控制和防止危机的扩大或扩散。为此，危机管理体系应当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系统、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和各种应急方案的设计等。这样才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取消新闻管制，推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次SARS为害，暴露了现行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新闻自由的缺乏和言论自由的不足。既然发病早在去年，如果没有新闻管制，能够自由报导，那么，就有可能尽早发现，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和警惕。但直到3月下旬，当各种小道消息已经传开，网上信息铺天盖地，官方报刊仍然一字不露。更有甚者，当钟南山教授提出开展协作，并主动与香港大学合作，竟被有人视为缺乏政治警惕。可见，新闻管制已经渗入某些人的骨髓，其为害之深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伤害。其实在现代技术和信息条件下，新闻你想管制也管制不了，限制言论更是自欺欺人；与其吃力不讨好，为什么不顺应潮流，改弦易辙，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如果通过5ARS事件，我们的政府和官员真正懂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做到举一反三，收获可就大了。 （李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8日张曙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