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不仅有局部性、短期性的冲击，而且涉及领域相当广泛，具有不可低估的滞后性、扩散性影响。 现在已有分析报告提出，非典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现期损失总量为2100亿，影响经济增长率约为1到2个百分点，进而可能使今年的GDP增长从年初预期的8％～9％降低至6％～7％之间。这个分析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非典过后，经济增长要保持年初开局的增长水平是不可能的。 非典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的总体增长水平下降。从居民消费需求的状况看。根据北京市四月份的抽样调查情况，餐饮、旅游、购物、文化娱乐、教育文化的消费需求增长平均下降40％左右。这几项的构成分类总量，在2002年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比例高于70％，其中娱乐文化服务一项的消费支出比例就约占消费总量的16％。虽然家庭轿车和医疗物品的购买在非典期间有明显增加，但所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较小。把社会消费类项的增减情况进行总体衡量，再加上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因素，可以判断居民消费增长的下降趋势至少是短期下降趋势，是很难避免的。 政府的消费需求在用于抗非典中的开支会大幅增加，进而也会刺激相关抗非典药品、物质、设备的消费增加。但与此同时，政府精减了大量其他的政务活动和政府主持的商务活动，以及由此派生的相关需求。总体衡量政府总需求的增长也是趋于下降的。 投资增长的现期稳定依赖惯性效应，未来投资的增长将因滞后性因素而趋缓。政府投资的大多数项目没有因非典而中断，加上政府通过对公共卫生及其相关项目的追加投资，可以判断政府投资总量在短期内是增长的。按照2002年政府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力60％～70％的比例估测，今年固定资产的增长保持去年的水平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性投资包括民营企业投资和外商在华投资，尽管目前的增长情况比较稳定，但未来一个时期的投资增长仍然是不确定的。由于我国金融经济、虚拟经济和电子商务尚不发达，投资活动的主体直接参与性很强，资金和物资要素的实际投入同投资主体的商务交往率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在抗非典的过程中，投资者大量减少各种形式的商务活动，包括项目的策划、考察、论证、谈判、筹资等等，这种情况对原有投资项目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对于预期的新建投资项目来说，出现项目拖延、项目搁置甚至取消项目的情况，就是很难避免的了。再者，近年来我国跨地区投资和地区联合投资的项目大量增加，有分析估计这类投资占总投资项目的60％左右。现在抗非典对跨地区商务活动的严格控制，必然严重影响这类投资项目的预期扩展，进而影响社会性投资总量的增长水平。 外商在华投资情况更加不能乐观。尽管当前统计显示外商投资仍然稳中有升，但分析表明这主要是原有外商投资项目的延续，是惯性效应的作用，进一步投资发展的趋势则很不明朗。现在美国、日本，欧盟的跨国公司和经济机构已经明令禁止员工的对华商务活动，在华雇员的跨国性商务活动下降到最低程度，100多个国家已对非典国家的人员入境采取禁入和严格隔离措施。这种情况，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可能不影响到境外公司对华扩大投资的决策行为。如果全面控制非典的时间拖延过长，也不可能不进一步影响对华投资的信心。 考虑到近年来政府投资在拉动社会总投资增长的力度逐步减弱，统计分析表明观在只占拉动总投资增长的40％左右，其他60％左右的增长主要依靠非政府投资力量的拉动。现在看，如果没有更有效的政策推动，社会性投资的增长很可能在滞后期因素的影响下趋于下降。 从非典对产业就业结构的不同影响看，失业人数增加将明显大于新增就业人数。非典对产业部门的就业影响并不相同。一类是大量增加失业人数的领域，例如旅游、航空、铁路、客运、餐饮、文化娱乐、会展、部分商业等。这些部门大多数是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能够大量容纳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航空除外）。另一类是可能增加就业人员的领域，例如同抗非典相关的一般性药品、物品、器械；新药品的研制和高级医疗用品；部分需求增加的产品如家庭轿车等。但是，这些领域可能新增就业人数的弹性是比较小的。一个原因是其中的部分领域属于资本密集性和知识密集性产业部门，劳动力的容纳度本来就比较低，新就业人员准入的门槛又比较高。另一个原因是其中许多部门尽管在抗非典过程中增加了大量新的需求，但这些部门（如家庭轿车）的现实生产能力和潜在生产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增加新的供给完全可以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必依靠劳动力人数的大量增加。再加上抗非典出现的需求增加毕竟是短期性的，理智的厂商不会仅仅为此而大量投资增加生产能力。 非典造成的社会劳动力流动障碍，正在对城镇就业特别是农民工的就业产生重要影响。显而易见，非典会造成民工劳动力大量失业。这除了将影响社会就业总水平的状况外，还将给经济生活带来多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民工劳动力的大量失业可能造成一些部门特别是大量使用民工的部门例如建筑业和其他民工密集的制造行业劳动力短缺，从而使这些部门、行业的增长能力受到影响。第二，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现金收入60％左右来自进城打工，增长比例逐年提高，而非典导致这部分重要收入出现增幅下降或者绝对下降，这势必使已经出现的农民收入水平的恢复性增长再一次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