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是小康社会的显著标志。为此，党的十六大把加快城镇化进程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十年的一个重要战略，明确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指导方针。在西部开发中，如何选择具有中国特色和符合西部特点的城镇化之路，各方面进行着积极探索。十六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为正确解决西部的城镇化问题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城镇化有了较快发展，但从总体看，城镇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到2000年仅为28.6％。与东部和中部相比，大城市稀疏，城镇密度小，城镇体系对区域经济的组织和辐射能力乏弱；体系结构也不够合理，首位度突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缺乏中小规模的城镇作纽带和桥梁相配合；现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空间推演缓慢；城市建设尤其是市政公用设施的配套水平比较低，功能也不够健全，城镇化的进程存在质量不高的弊端。城镇化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少数几个特大城市周围。在县域层面上，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只有10—20％，还未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西部地广人稀，沙漠、戈壁、干旱、高寒、阴湿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面积广大，长期的“生存性破坏”和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区域联系十分困难，城市之间有机的关系性和均衡性比较差，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对城镇体系规模的承载力刚性明显。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大，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突出。民族区域经济中的草原畜牧业、民族加工业和民族商贸业，与现代城市经济的产业关联性差。大量贫困人口滞留农村和牧区，低素质人口群体孕育着很高的自然增长率，抵消了城镇化人口的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消蚀着现代城市文明的广泛传播。 西部多民族聚集，少数民族人口占32％，是我国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主要居住区。这些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或藏传佛教，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特定的生栖区域和各具特色的民族地方经济。由于城镇化不仅使人口流动和经济聚集，还会使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这种“民族性”特征，往往会对城镇化进程产生特殊影响。 中外城镇发展的历史表明，城镇化进程有共同的规律可循。在一般意义上，城镇化的动力源于工业集中形成的引力和农业技术进步产生的推力。但从根本上讲，其真正动力实际是市场机制。城镇化主体在参与城镇化的过程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动机，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空间行为特征，就是把城镇作为其首选的发展场所，从而带动要素向城镇流动和聚集。城镇经济特有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及其广泛的影响力，也诱使各种要素持续不断地向城镇集中。并且在同样的利益机制驱动下，要素还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间不断的流动与聚集，形成一个连续的具有“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的城镇化过程。市场规律象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人及各种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进行空间选择，从而影响各个城市成长的快慢和规模的差异。我国近二十年来的城镇化实践，市场化水平与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发育较早，城镇化推进就快，在全国居于领先，中部次之，西部的市场化进程最慢，城镇化水平也最低。 然而，西部的区情特殊，明显不同于东部和中部，其内部各地的经济结构、发展层次、成长阶段、区域布局和人口扩张方式等也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区域特征，决定了城镇化发展不宜简单照搬东部和中部的做法。虽然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但是，城镇化普遍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与一定的区域自然、经济和社会特征契合，会表现出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从理论上讲，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其空间表现必然趋向于多元化。有市场体制的确立，就应该有市场主导的城镇化，从而，也就应该有多元化的实现路径。西部市场主导的多元城镇化，笔者认为，至少应该包涵如下一些方面： （1）城镇规模结构多元化：按照城市区域腹地产业布局、城市内部经济结构和区域人口分布，形成梯次规模结构。从具体的区域状况出发，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中则中，不搞一个模式，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防止不切实际地贪大超前。 （2）城镇空间布局多元化：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反馈最为敏感，根据具体的自然地理状况，特别是水土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来决定城镇的空间布局，或组团状、或串珠状、或带状、或点状，不拘一格，保持城镇体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亲和与协调。 （3）城镇产业定位多元化：各个城市之间要有合理的产业和市场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城市，防止产业趋同。建设一批能源工矿型、特色资源加工型、民族文化旅游型、边境贸易型、民族贸易型、生态型和综合型城市。按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则，积极引导西部的特色产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中，并努力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城镇近域扩张多元化：西部可供新城镇建设的理想区位已经不多，鉴于投资能力和建设成本，近域扩张将是主要的发展方式。可以采取旧城改造为主的内涵扩张方式，也可以采取“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方式，还可以采取“跳跃式”的新城镇（区）建设方式，不强求一律。 （5）城镇人口聚集多元化：按照利益导向原则，既鼓励农牧区人口向东、中部城市或西部大、中城市流动，实施异地城镇化，也可以就近就地向小城镇转移；特别是把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与整村整组向城镇迁移的生态移民结合起来，加速人口的聚集进程。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聚集，在鼓励各民族和睦兼容、平等共处的同时，考虑到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应尽量形成聚居的城镇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