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98年以来，我国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为主调的积极财政政策。其目的，主要通过政府投资，提高边际收益率，从而带动民间投资，扩大有效需求，启动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启动内需的效果却很不明显：一方面，从投资的角度来看，2001年1-10月，国有单位固定投资为17.5%，然而集体和个体单位投资仅为9.3%；投资乘数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6.67下降到1998年的1.54，而且近几年都基本停滞在1.4左右。另一方面，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1995年开始逐渐降低，从1995年的0.85下降到1998年的0.35，而且1998年农村边际消费倾向出现了负数；平均消费率明显偏低，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0%—80%之间，而我国整个90年代的消费率一直在60%上下波动。 为什么我们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呢？通过凯恩斯的投资理论，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乘数的大小，而投资乘数的大小又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直接相关。然而影响全社会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素除了产品的供给结构之外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收入分配。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国民收入也有很大提高，但近几年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58，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由此可见，若能合理调节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扩大投资乘数效应，扩大有效需求。反过来，通过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深入分析我们也可以获得对我国收入分配调节的启示。 二、凯恩斯投资理论及其演绎 凯恩斯投资理论最核心的是投资乘数理论，其乘数机理：当一笔投资被购物投资品时，它实际上是被用来购买制造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以工资、地租、利息等形式流入社会居民手中，从而居民收入增加了与投资量相等的数额。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其中一部分再用来购买消费品，实际上购买了制造消费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这些居民增加了一笔收入。这些收入增量还会以相同的比例再去购买消费品，从此再次增加收入，以此往复，直至无穷。在私人投资低迷，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增加政府投资，另一方面通过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刺激企业投资。投资的上升通过乘数作用提高国民收入，消除有效需求带来的不足。然而投资增加所引起的明天产出增加，使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比今天更大，而且投资的乘数作用受到抑制。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凯恩斯便转向消费方面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把消费不足赋予独特的重要地位，确认投资不足最终不过是消费不足的派生现象。凯恩斯投资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指全社会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需求越大，则投资乘数效应越突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越大。然而实际上，不同的收入群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边际消费倾向也不相同。一般说来，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单调，收入较高者，虽有购买力，但现有商品需求已得到满足，又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作为低收入者，缺乏购买力，对现有各种商品有较高需求却缺乏消费能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多元化、高级化、个性化，高收入者有满足他们需要的新的消费热点，而低收入者的绝对收入增加，加之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有较为乐观的预期，对社会现已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较强的购买力，从而无论是较高收入者还是较低收入者都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显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各个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呈现如下态势：(1)高收入阶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阶层数据，这个阶层约占人口总数的20%，但这部分家庭收入却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5%，此阶层的消费具有以下特点：收入水平高，对生活必需品消费在其总消费所占比例较低，恩格尔系数基本在0.37以下，高档消费品严重饱和。(2)低收入阶层 他们大多为城市中的下岗工人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其家庭收入占全国家庭收入仅为4.07%，消费特点是：由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较为低下，对耐用消费品有较高需求但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的消费受到高度压抑。2001年，这部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47以上，2001年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13.59台、29.94台。(3)中等收入阶层 这部分群体大多来自工薪阶层，其消费特点是：他们除了生活必需品消费之外，余钱比低收入者要高得多，但他们的消费压抑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对高档消费如轿车、手机及旅游有较高需求但没有相应足够的购买力：二是曾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多种社会福利现在转为主要由个人承担导致了规避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储蓄行为，边际消费趋向大大降低。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能够释放出低收入者被压抑的消费欲望；中等收入阶层尽管有较强的储蓄意愿，但只要增加公共财政的社会福利支出比重，消除这个阶层的后顾之忧，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仍然会提高。这就是说，通过收入分配，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移到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会起到扩大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乘数倍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