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GDB1130(2003)01-0078-07 冷战结束之后，人们都喜欢用福山的这句话来描述现在世界：自由民主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似乎成为我们时代的唯一选择。民主似乎成了一种宗教，一个神话[1]。但从实践看来，民主的表现却远远没有这样乐观。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的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属于一个过去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他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2](P1-2)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自由民主制在实践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西方社会思想的右转趋势[3]，激进的学者们仍然不认同于民主。而其他理论家则发现，民主的危机不但没有因为它在实践中找不到对手而消除反而越来越明显了，典型的表现是民主成熟国家的民主冷漠病、而民主不发达国家则是用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后冷战时代”民主是否是我们的最好选择？ 一 民主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区分作为制度形式的民主制与作为理念存在的民主。如达尔所言，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4]（导言）。没有某种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在现实中的民主制。但各种民主制都应该表现一个理念——也即民主理念，否则这种“民主”是不能称为“民主”的。民主制则可以有多种，各种民主制时间有先后，各有优缺，难分优劣。如古代的民主与近代的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西方的民主和非西方的民主；共和民主、精英民主、宪政民主、自由民主等。 民主的理念是什么？因为民主这个词义的含混，现在有很多种说法。在民主时代到来的伟大预言人托克维尔看来，（注：在近20年来，西方学界对托克维尔的历史评价不断提升，许多学者甚至将他和马克思以及密尔并列为19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三人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批判家、自由主义辩护人、民主时代预言家。甘阳认为，这里的原因无疑在于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本身的民主化发展以及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再次见证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化时代的种种预言和分析。甘阳，将错就错[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P258。）“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身分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5](P4、7,P621)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的，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却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托克维尔由此以“各种条件的平等”来概括现代“民主”。[6](P264) 民主的这种“身份平等”关系带给人类的是福还是祸？在启蒙主义时代，对“身份平等带给我们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为乐观的。人人平等、解放人类的口号响彻云霄，人们对即将出现的自然和谐的“至福千年王国”毫不怀疑。然而，在时代的敏感者如尼采那里这个“平等”的时代就大有问题了，因为它忽视了人的质料的本质区别，将各种分配好的秩序打乱，使质料为铜的人在从事银或金的工作，从而扰乱了社会的秩序，最终导致的却是大家的平庸化。因此，他称这种道德为“兽群道德”，称这种知识分子的伦理为“教士伦理”。 尼采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的预言在今天成为现实。当“上帝死了”、再也没有绝对价值、没有等级秩序，人类向何处寻找他的支柱？ 我承认民主不是完美的东西，它是现代性诸多问题的根源。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民主制，我们还有其它更好的选择吗？ 二 要选择民主制，可以从批评民主制、选择其他政制的理由出发，看它的批评能否使我们相信不要选择民主制。这种批评的作用在于可以和这些思想家一起思考，利用他们的锐见来发现民主的不足进行改进民主。现在看来仍有市场的对民主制的批评可以归纳为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从统治术角度对民主制提出的批评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家到现代的精英主义都可归入这个范畴。在柏拉图看来，“这个时代的人，很可能考虑的是出现在政府中的强制服从与自愿服从、贫穷与富有、法治与非法治的情形，分为五种政体，即暴政、王政、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7](P88)他同时认为，“政府形式之间的区别不应该在多数或少数自愿或非自愿富有或贫穷这样的词语中去寻找，而必须以某种专门的技艺（也即政治家的技艺）怍为区别它们的标准。”[7](P89)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个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8](P133)在他们看来，政治好坏的关键不在政体，而在于统治者。 精英主义政治观也是这样来看民主的不足的。例如常有人将新加坡的成功归结为儒家传统或其他因素，但它的总理吴作栋对此却并不认同，而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完全是因为其政治精英。他说：“我们感到特别幸运，因为31年来，新加坡一直由英明又正直的人统治。他们没有滥用职权，他们使国会制度运作得很好。因此，有些人会得出结论，认为既然现有制度没有什么不妥，不必改善。不过，我却认为，我们的国会制度能运作得这么好应该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优点。”[9](P119)精英民主论的基本原则可以这样归纳，“他们宣扬领导权必须交给素质优异的杰出人物，而不是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群众领袖，统治权应该是永久性的，不能受频繁的选举活动的干扰和破坏等”。[10](P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