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农业”的结构调整和增加投入等政策，事实上难以显著见效。只能另辟蹊径，近期应围绕农民增收，从风险相对小的农村金融改革入手。可操作的政策有二：一是以信用合作为突破口，积极发育村级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坚决打击与地方权力和黑恶势力结合的高利贷；二是在合作组织逐步建立的地方，结合推进税费改革，把“以户纳税”改变为“以村纳税，直接对县”。从根本上稳定农村，实现“长治久安”。 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应该作为讨论的前提 讨论农村问题，有3个不可逆的经济规律应该作为前提。 其一，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加速时期必然出现农业的产值份额和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农村近年来的情况本来是规律使然。也是因此，欧美国家才不得不公然违背“市场经济原则”，靠政府“补贴”来维持农业。但这招在中国，客观上搞不起。 其二，农村人口基数过大、资源严重短缺是长期的、基本的国情矛盾，在这种基本矛盾制约下，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是长期的制度现象。即使以城镇化来加快城市化的决策完全对路，未来20年也还会有大约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 不仅西方式的“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在大多数农区实现；而且，在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传统形态的村社制度条件下，政府试图建立任何所谓现代“治理”，都与农民之间必然有“交易费用过高”的制度约束。 其三，劳动力和资本都过剩，是21世纪全球范围的问题，我国亦然。在市场条件下过剩要素价格下降本来就是规律。近年来我国农村绝对过剩的劳动力价格已经下降到几乎全球最低水平，但也属于过剩要素的资本却由于与权力或势力结合，凭借垄断而维持高价。这才是近期决策必须解决的要害问题。 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对以往政策的讨论性意见 任何缓解“三农问题”的相应政策调整，都应符合经济规律。近年来，针对农民增收问题所提出的有实际内容的对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增加投入。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是否符合经济规律，请看对其经验过程的归纳： 三次“农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25年来，“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有3次， 第一次大获成功，后两次基本无效。 第一次是在1984年卖粮难之后农民自发进行的结构调整。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7000多万亩，粮食产量减少了500多亿斤。 但由于经济作物面积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相应增加；同期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发展，也带动了城市工业市场的扩大。由此，形成了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在出现“黄金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短缺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 因此，第一次结构调整可以看作是适应市场的调整，农民收入的连续增长，对扩大需和通货膨胀的作用，都是显著的。 第二次“农业”结构调整已经表现出根本不同。由1988年“物价闯关”造成的通货膨胀和抢购加挤兑，1989～1991年城市经济在以行政手段实行宏观紧缩政策的作用下，进入萧条阶段。经济周期规律当然是不可逆的。于是，城市需求陡然下降导致农业主要产品大多数总量供给过剩，农民收入因此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值。尽管1991～1992 年政府曾经提出“两高一优”，即高产、优质、高效的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思路，但在城市受宏观紧缩影响总量需求不足，以及农村第一次结构调整的作用已释放殆尽的双重作用下，这种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政策思路已经难以明显见效。 真正对农民增收起决定作用的，其实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出现的重大改革和总量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一方面，政府在1992年全面取消了包括“粮票”在内的票证供应制度；另一方面，邓南巡以后全国随即出现大办开发区的热潮，当年拉动4600万农村“粗工”进城，投入于“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的基本建设，1993年加入打工潮的农民达到6000万，1994～1995年达到7000～8000万。这些“粗工”对粮食类基本农产品突然增加的需求，极大地改变了供求总量结构，大幅度拉动了粮价和其他农业主产品的价格，造成了第二次农民收入的5年（1992～1997）连续增长。 同期，由于需求拉动使农业主产品价格上涨过快，于是，1994年和1996年政府在大规模进口粮食的同时，还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1996年粮食总产量提前4年突破1万亿斤目标，形成与1984年卖粮难几乎完全相同并且更为严重的总量过剩；但，政府政策方向却完全相反。此后，则是1997年以后连续4 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并且，尽管农口有关部门也相应地再次提出了品种、品质、质量调整这种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政策，但这不仅与第二次结构调整的思路没有差别，而且也必然没有显著效果。这就是第三次“农业”结构调整。 “农村经济重大战略结构调整”的提出和各部门的反应 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跨世纪的农村政策文件出台前后，江泽民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乡镇企业和城镇化都是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中央有关领导也强调：要想富裕农民，就得减少农民。此后，在第三次“农业”结构调整没有显著成效的情况下，有关政策思路随之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村经济的战略结构调整”逐渐成为近年来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三农问题”也取代“农业问题”成为社会共识。这些转变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大政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