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三农”问题，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第一位的目标任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几年下降（农民收入率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为2.1％），直接影响对农业的投入与产出效率，迟滞农村市场和农村经济的拓展，进而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和解决农民增收问题非常重要。 一、农民增收的必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农民增收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问题。这种对农民增收问题的片面认识，使得人们长期以来把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当作局部问题来认识和处理，导致农民增收与经济发展的非协调问题愈加严重。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从80％的人口在农村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保证了农村的稳定，进而实现了全国的稳定。改革开放20多年，从农村衽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到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经济，使农民商品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为中国整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创造了重要条件，也为未来迈向经济强国打下基础。正是由于农村的改革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向市场化阶段迈进；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和农民利益观的重新塑造，使改革开放成为社会进步和理论深化的准绳。然而，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农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其主要标志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由长期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供给呈现相对过剩。在农业增长面临日益强化的市场约束形势下，农产品总量扩张已经不能成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进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和增速下滑。 农民收入增速近年来的持续下降，使一度曾有所缩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再度扩大态势，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严重制约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使农村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众所周知，正常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依赖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交换与流通。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的直接后果是抑制消费。由于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户无论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都受到极大的压抑，使经济整体发展链条受损，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流动性陷阱，成为影响我国当前及长远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从促进国民经济经济增长主要方面来考量，除出口外，投资和消费都是收入的变量，农户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就直接影响而言，农户收入增长迟缓会降低农户的投资能力，抑制农户的消费；就间接影响而言，农户收入迟缓所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不仅会损害自身的投资和消费，同样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致使国民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水平下降。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看，出口增长的空间已经有限，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所能形成外源性投资拉动空间已不大，因此必须依靠扩大内需消费及内生性投资，而这两方面又都会受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性制约。而且，农民占据我国人口的绝对比例，农民增收的边际消费和投资效应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可以说农民收入迟缓是制约全局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已经到了非从理论上突破，从实践中突围不可的关键时期。扭转农民收入增速连续下降局面，确保农民持续稳定增加收入，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意义十分重大。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表面上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本积累率不高、农产品价格下跌、科技水平低和农民负担过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裨上是农村经济由自给性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农村经济制度提出的新挑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农民进行自我完善和形象重塑提出的新要求。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剧了农村人口众多与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率低的矛盾，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不到增加，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急需转移。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由于现代工业的扩张，而引起工业部门劳动就业需求量扩大，这就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开辟了途径。但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在城市也同样存在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这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受到阻滞。然而，如何在工业发展时期，避免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而不至于发生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由于农民蜂涌进城而导致的混乱现象，保证城市的平稳运行和工业化进程的顺利实施呢？这一方面得益于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分开管理，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这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流动受到限制，这就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创造了中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奇迹，对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乡镇企业经历了80年代的超常规发展后，增长速度在90年代开始合乎逻辑地放慢，现在又面临着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新变化、新选择，使乡镇企业的就业容量收缩，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出现增幅下降情况。我国农业经济是以传统的自给自足型产业为主体，大量使用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土地规模不可能随着人口增长而持续扩大。因此，一方面持续增长的人口对农村资源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压力，并造成整个农村经济收益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农业经济的生产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技术进步缓慢，远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对有限资源压力造成的收益递减趋势。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工业部门资本积累能力和利润率不高，城市就业压力大，工业部门处在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的转轨阶段，使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降低，这就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遇到了更大困难。可以说，我国经济已深陷于二元结构状态，剩余劳动力不但在农村存在，在城市也同样存在。如何打破城乡分割格局，提高城市和工业劳动增长率，有效增加农民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保证农村劳动力顺利向二、三产业转移，这才是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