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有关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判断 2001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连续发表文章，根据我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全方位地对我国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说：中国的GDP值得相信吗？认为：（中国）“在并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1998年GDP增长2.2％是一个远比7.8％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做一个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看法，当然也有自己的论证。罗斯基教授在我们所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们在讨论中，就我掌握的材料，向他介绍了世界银行对待我国统计数据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编写报告时，一般是直接采用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是到90年代初，他们对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产生了怀疑，要求对中国的GDP进行调整，有关机构曾和世界银行的同行进行了反复的磋商，特别是随着我国的统计逐步运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到了90年代末，随着中国统计体系的不断完善，世界银行也就承认了中国每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再对中国官方的数据进行调整，在他们的出版物上，直接采用了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这位教授对这个事情并不清楚，当时他说，世界银行里没有人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回答对于一位国际的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很轻率而不负责任的。我记得当时国内媒体，已有学者对罗斯基教授不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观点进行反驳。我之所以要讲这件已经过去了的事情，是说中国目前所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基本上还是可信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现行的统计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下，统计数据还很难制止虚假。在《统计年鉴》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加之和一般都会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其GDP增速也高于全国GDP增速。比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统计年鉴》，全国GDP为9593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3％；而全国各地区GDP之和为106766亿元，其中增速只有4个省份在8.4％以下，其余均在9％以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中央和地方统计数据的差异呢？国家统计局的有关同志给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说：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目前采用“分级核算”的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根据年度数据核算全国的GDP，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的统计数据核算各自的GDP。具体说，即有以下7大原因：第一，企业在省际间的跨地区生产经营形成的增加值易被重复计算。有的企业在几个甚至十几个地区设立分公司，在各地区核算其地区GDP时， 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地有可能将其创造的增加值同时计算在当地的GDP中，造成重复计算。第二，省际间的商品流通很难精确计算。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省际间的商品流通日益频繁，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统计省际间的货物流入和流出量，省际间的货物净流入和净流出难以正确计算，也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性。第三，部分地区在统计时剔除价格因素不够彻底。GDP增速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各地区的价格结构与全国的价格结构不完全相同，由此出现的偏差有可能导致全国与地区经济增速之间的差异。第四，各地区在估计新兴服务业增加值时容易高估。就全国而言，某些新兴的服务行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等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对于某些地区来说却占了相当比重，各地区在计算GDP时，部分地区考虑了这些因素，从而导致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大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第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转轨过程中垫在认识上的差异。目前，国家统计局采纳的是联合国1993年的核算方法，个别地区的计算方法与此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第六，各地区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易核实、校对。最后一个原因是，某些地区为了追求政绩，没有严格遵守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制度，搞虚报浮夸，人为干预统计数据，造成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高估。（注：《北京青年报》2002年12月8日。）这个解释是合乎实际的。在我国现行统计体制下，GDP计算中还很难消除水分、很难避免重复、很难制止虚假。所以研究GDP的经济可信度，如果有1－2个百分点的误差，还是很正常的。 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服务业，特别是对“地下经济”的统计一般都是低估的。以俄罗斯为例，由于是多党参政，在野的反对党对政府的要求是很苛刻的，政府造假很难；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GDP 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在GDP占有很大比重的军工产值大大缩小；随着私有企业比重的增加，老板也不再像过去国有企业官员那样热衷虚报产值。因此，就我实地考察的感觉，俄罗斯经济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总体生活状况，并不像公开数据说的那么严重。近几年来，GDP的增速都在5％左右浮动，去年人均GDP2500美元，在那实地生活一段时间， 虽然问题很多，怨言不少，但与我国相比，都会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感觉。如果以高出俄罗斯官方所报GDP数据几个百分点， 去判断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状况，这也不为过。所以，谈论转型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不能不首先谈数据，但也不能太就数据谈数据。综合大量数据，从总的趋势上讲，我国自90年代末以来宏观经济走势是很好的，特别是与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相比，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一枝独秀。 二、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1997年，党的十五大曾规定了未来5年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指导思想。 但十五大刚结束，即在1997年7月，却爆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 这很快影响到了国内的经济发展，当年的外贸出口增长的速度只有0.5％， 经济出现下滑。在这种压力下，1998年，以增发1000亿元特别国债为标志，政府开始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银行也配套增加贷款1000亿元，几年来，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资金全部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建桥、码头、水利等，还是比较有效地拉动了内需和国内经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1998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贡献是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8个百分点。但是，中央的财政赤字也从1997年的560亿飙升到了2002年的3000多亿。 第二，调整收入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刺激消费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很快。但进入90年代后，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逐年放慢，远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随着市场化的覆盖面加大，住房、医疗等一系列制度的逐步实施，特别是失业、教育等方面，给居民增加了很大的预期支出。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多给广大城乡居民一些实惠，提高对未来有一个良好的预期，无疑是有好处的。这几年来，为提高人民收入所实施的主要政策：一是增加社会保障性的开支，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预算共是860亿人民币，比1997年增加了806亿人民币，增长了15倍，占整个财政预算的6.3％。二是提高了财政用以扶贫的资金，2002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总量是106亿人民币，增长的幅度是6％；另外，还实施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对受灾地区减免农业税和牧业税的政策措施以及连续给公务员加薪等，这些措施当然都是很实惠的。但从总体上讲，由于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对消费市场的刺激效果不是很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