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伊始，普京为适应俄罗斯的社会要求，尽快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在延续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整个国家实行广泛而深刻的整顿和调整。这就是普京的新政。普京的新政在许多方面有别于叶利钦的十年。其基本特征是：普京对过去那种“革命”式的过渡方式和激进的自由主义进行修正，在政治上实行总统集权，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在某些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专制倾向；在经济上实行保守的自由主义，搞“可控制的”市场经济；在外交方面推行以国家利益为本的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政策。沿着以上思路，还应提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是否有矛盾?两者能不能统一?如果能够统一，其实质是什么?笔者经过对大量历史事实和现实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这样的答案：两者在俄国的条件下是矛盾的统一体，这就是自由主义要“俄国化”。可以说，自由主义的俄国化，就是俄罗斯在21世纪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不是从经济意义上说的，而是从一般政治和社会意义上说的，泛指俄国引进的西方模式或思想。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自由主义的俄国化有哪些表现和特征呢? 从历史到今天，自由主义无法摆脱俄国个人专权的传统 从历史上看，彼得大帝曾在按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社会时，就大力提倡欧洲文明，并采取许多改革措施，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改革派。但是，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并没有触及俄国的皇权思想和专制制度。许多当时在英国、荷兰等国已经实行的公民平等、权力划分、立法和选举等等，这些民主形式并没有被推崇西学的彼得大帝所采纳。彼得大帝仍然采取措施，巩固和扩大无限的君主制。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曾出现启蒙倾向，提倡法治，但这仅限于贵族圈内，叶卡捷林娜的个人专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早期自由主义，掀起了自彼得大帝以来最大的改革浪潮，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引进资本主义因素，被称为“解放者”。但是，“俄国经典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保留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专权制度没有受到任何动摇。这就使亚历山大三世能够利用这种专权制度，来恢复被亚历山大二世改掉了的一些制度。尼古拉二世在某个时期认可斯托雷平的改革，但当这种改革威胁到皇权时，改革就被终止了。20世纪初的二月革命，以革命的手段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但很快就被十月革命所取代，斯大林后来搞起了苏维埃式的个人专权。赫鲁晓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没有解决个人专权问题。叶利钦想照抄西方模式，搞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个人专权的倾向和机制仍然存在。1993年宪法实际上把总统的个人专权和西方模式的框架绑在了一起，西方模式并没有得到完善。叶利钦的专权机制，既有沙皇特色，也有苏维埃遗风。 20世纪末，俄国实际上形成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专权的结合体。普京执政后，个人权力的效力实际上比叶利钦时期更大，从上到下一直贯穿到整个垂直的权力体系，普京更注重俄国文明对自由主义的制约和改造。 为什么自由主义会与个人专权为伍呢?问题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是靠皇权和政权来传播的，沙皇和总统是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主体，正是沙皇和总统的专权，才赋予自由主义以实践的功能。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俄国激进自由主义自身的变化。激进的老牌民主派代表亚辛，早在1994年就主张运用专制手段来管理国家，垮田也多次主张限制公民自由。这是因为激进的民主派已经认识到，他们搞的自由主义改革，到头来不是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市场，而是产生了官僚和寡头，与其初衷相悖。 自由主义依靠政权来传播，其命运与政权紧密相联 俄国的自由主义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种改革往往由上层开始，由上至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层革命”。这种推进方式，造成自由主义在俄国对政权的依赖。对此，俄罗斯学者阿弗列克认为，19世纪末，尽管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在增长，但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沙皇制度。当时，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还没有很强的竞争力，需要国家经常加以支持，需要国家对工业进行保护，如实行保护性税收等。事实上，俄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这样的保护，沙皇政府通过保护性政策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实，叶利钦时期也是靠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 自由主义的消退，也与政权相关。亚历山大三世终止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从而造成自由主义的消退；勃列日涅夫终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普京对叶利钦的改革也有一定的调整，从而使激进的自由主义转向温和和保守的自由主义。 俄罗斯现代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这一点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可以相衔接。普京也主张依靠政权来推行改革。他认为，与欧美不同，在俄罗斯，国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的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政权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恰恰相反，它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保守性相互交替，是俄国的一大特色 自由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初期，大都采取激进的方式，甚至采取极端和革命的方式。一方面原因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俄罗斯性格中的极端行为方式相互结合，使激进自由主义的传播对旧的传统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尼古拉二世时期和叶利钦时期的激进改革，都伴随着极端的革命方式，对传统的社会制度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激进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出现，往往遇到制度危机或全面危机的环境，因此客观上具有用激进方式摆脱危机的需要。但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自由主义往往与俄国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发生联系，它们的结合，促使激进的自由主义渐渐消退，保守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从而使激进的自由主义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所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