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劳动价值论常常被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所批判和抛弃。他们的基本立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要素禀赋论”：中国劳动过剩而资本稀缺，所以劳动者的地位就应该低。 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未能充分解决，影响了社会稳定，降低了社会购买力。近来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大声疾呼社会没有信誉，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也有责任？不对体制改革中仍受损失的群体进行足够补偿，就加大了市场经济本身就容易形成的两极分化，降低了改革声誉和政府信誉，对社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 市场经济下实行合同制的新一代工人又如何？他们一开始就按照“劳动力商品”被定了位，在中国特有的资本化过程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压抑劳动而不是保护劳动。新的合同制工人，没有计划经济保障，也没有市场经济保障，其理论根据就是，资本是稀缺资源，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创造让投资者满意的环境，而保护劳动不利于投资环境完善。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是劳动和资本都过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储蓄率高达40％，储蓄大于投资这部分，表现在银行存款大于贷款，也表现在资本净外流，10年大约流出2000亿美元。4亿过剩人口，相对于2000亿美元资本（16000亿人民币）净外流，平均每人就达4000元。 人口过剩虽然严重，但没有那么可怕。过剩人口本质上是有效劳动时间的概念，而不是人口绝对数量的概念。如果把国家投资比如修高速公路变成修一级公路，如果限制现代化超市而维持家庭式小商贩；如果能够迅速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结构性失业；如果能够普及教育推迟就业年龄；如果能够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学习培训时间：过剩人口就可大大减少。 过剩人口如果与过剩资本并存，说明有结构性障碍，是可以消除的。关键是改变脱离国情的高消费、高进口、高耗能、少就业战路，特别是增加战略产业、教育和环境保护投资，把过剩资本与过剩人口相结合，在中国可以争取二者基本平衡。这是我们抛弃经济自由主义误导之后，得出的非常振奋的结论。 在80年代中国资本和外汇奇缺时，实行压抑劳动抬高资本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目前形势已根本变化，资本过剩了，同时，压抑劳动的政策正在加剧劳动力过剩，并且阻碍劳动力素质提高。 号称全球加工基地的东莞，其农民工发生重残废，只能得到几万元的赔偿，比深圳低50％。这样的水平，可以称得上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吗？农民之所以能够从进城打工中获益，能够忍受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是因为他们的家属在农村生活，可以自行解决吃穿住和受教育问题（前提是在老家有土地，有义务教育）。如果按照经济自由主义方案，通过土地兼并使农民破产，家属进入城市，那么，劳动力价值就会提高，进城的过剩劳动力会更多，工资会更低，远远降到劳动力价值之下。 压抑劳动政策走向反面的新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实行加班制度，童工也出现了。如果允许企业“自由地”把劳动时间延长50％，允许12岁孩子“自由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过剩人口就不是4亿而是更多。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的研究报告《100年劳动与资本要素在英美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位置》的实证结果是：即使在发达国家，在社会总积累中，也仍旧是以劳动为主，资本为辅。他以两种方法计算要素成本。第一种按照国民收入计算，美国1870～1984年114年中，劳动收入占50％～74.3％，资本收入占16.6％～24.5％。英国1860～1984年124年中，劳动收入占54.2％～68.8％，资本收入占36.5％～21.9％。而且越往后，劳动收入的份额越大。 以个人收入计算，美国1929～1999年，工资与薪金即劳动直接收入所占的比例为：1929年59.4％，1939年63.5％，1949年65.3％，1959年67.4％，1969年68.3％，1979年63.6％，1989年56.5％，1999年57.5％。加上社会保险，1989年增加7.8个百分点，1999年增加6.6个百分点，加上社会转移支付，劳动收入还会增加。 所以，社会对劳动和劳动者始终要重视和保护。资本所得减少并不说明其社会趋于平等，因为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先天不足，更加依靠劳动积累，是毫无疑问的。 不要以为压抑劳动就可以长期增加利润。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越来越低廉的工资获得超额利润，必定大规模扩张生产，很快陷入过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饱和，如果进一步依靠血汗工资制度和童工扩张，必将造成全球性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剩，压低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抬高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垄断产业的地位。 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片面主张发挥现行比较优势，把比较劣势让给外资。结果是什么？是把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成过剩，去和发达国家高度垄断的高科技产品交换。国家安全尚且不论，这样的价格交换曲线一定是类似于国内工农业剪刀差那样的曲线，长期来看绝不能赚钱。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而不是继续发挥现存的比较优势；政府应该帮助劳动者提高素质，而不是以压抑政策使他们在低层次上更加过剩。 继续发挥劳动力优势，现在需要以“新社会经济学”为指导思想，采取保护劳动和鼓励资本并重的政策，包括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8小时工作制度、节假日加班双份工资、禁止童工、保护女工、充分补偿工伤、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等等。法律和仲裁对于劳工一方应该免费，简化手续，使他们打得起官司。对农村加强扶贫，保证义务教育，决不允许童工出现。对下岗工人实行免费职业培训。这样，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才能够提高，产业才能够升级。这样的政策对于资本一方也有重大意义：结束它们的原始积累阶段，进入正常的资本增殖；为资本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所谓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