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机构的发展是我们市场制度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把生产的总成本划分为转型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部分。目前中国的情况是，中国经济中的转型成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变换的成本很低，于是境外企业尽量把它们的加工厂设立在中国，中国很有希望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却很高，以致于本土企业的产品总成本却往往并不低。这使它们与境外企业比，缺乏足够的竞争力。交易成本高有多种原因，比如说，制度不健全、规则不透明、诚信状况不好，都会增大交易成本。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中介组织发展不足，不能为生产和流通企业提供高素质的中介服务，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批发零售商业、职业律师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中介组织，是保证现代市场经济能够运转的支持系统，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为交易双方提供中介服务，以便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信息成本。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中，因而必须依靠各种中介组织的信息服务来降低交易成本。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有多种多样的中介组织。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分工的深化和由此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然而分工的深化却使分工的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易愈来愈复杂和频繁，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于是中介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它们的分工也越来越细。 交易成本高有诸多原因，主要一条就是中介组织薄弱和中介组织营运环境不好。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中国中介组织的发展严重不足。根据诺斯等对于1870-1970年美国经济中与交易有关部门规模的估量，20世纪后期美国经济中银行、保险、金融、批发、零售等与交易相关的行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达45％，而在一个世纪前这个量只有25％。我国的相应行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致与此相若。 中国的中介组织不但数量不足，而且由于它们通常不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而是作为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在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比如说，会计师事务所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作为财政部门的下属单位设立的。这就等于说裁判员也是教练员和运动员，这种制度安排很难避免导致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为。虽然近年来有关当局作出了努力，力图加以改造和纠正，但事实证明这是有相当难度的。我国不少中介组织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中介服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掌握相关的技术需要一个艰苦学习的过程。根据自己与投资银行等中介组织的交往深深感到，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是一种高智力的服务，真正的资本是在专业人员的头脑中。例如投资银行所做的企业重组、承销定价等等，专业要求都很高，我国中介组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还很欠缺。形势逼人，需要大大加快我国中介组织的建设。 面对国外企业纷纷进军中国市场和完成在中国战略布局的形势，我感到“心里发紧”。由于中国具有极其优越的低转型成本优势，几乎无人怀疑21世纪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本土企业单靠这种优势就能抵抗境外企业的竞争，而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因为境外企业同样可以利用这种低转型成本优势，在中国设厂加工，如果我国企业不能解决过高的交易成本而失去总成本的优势，就不可避免地在竞争中败北。目前，境外企业正在进行全球布局，一些企业已经或将要把制造业本部乃至大区总部移到中国来，对产业进行重组和布局。据说家电业已完成布局，汽车业也在进行。当这些境外企业依靠本身的良好制度安排和经营环境，作好了技术和组织准备并发起进攻时，我担心我们的一部分企业是抵挡不住的。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以便把过高的交易成本降下来。目前，市场经济中起关键作用的子系统还没有建立，其中之一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组成的中介服务系统。为了加快中介服务系统的建设，需要做以下工作：首先，要取消对民营中介组织的歧视性准入限制。例如，应当按照200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计委《“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限制，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对外贸易、金融、保险等行业。第二，为中介组织营造透明的法治环境。换句话说，要使中介组织的经营有平整的运动场地。第三，现在的中介组织要根据不同行业的要求进行制度建设，并提高自身的素质。第四，要有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监管框架。第五，社会各界，包括大众传媒要支持中介组织勤勉执业，并对它们进行监督。 （原载2002年《经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