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是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石，它们不仅应该结合，而且应该有机结合。政府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收入分配和格局进行调整，尽量使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实现效率与公平、增长与分配的统一。 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均等分配相互兼顾、协调统一的国家和地区，也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而那种靠牺牲均等分配来谋求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容易呈现不稳定性和周期性。这是因为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还往往是经济畸形和不平衡发展的反映。如上个世纪韩国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国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而且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从这些重大的经济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当经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时，存在不存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二者兼顾和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呢？ 二、中国20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格局演变 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呈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繁荣：GDP由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16909亿元，并一路猛进至2001年的95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9.4％，超出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6.1个百分点。即使是在1989-2001年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一路跃升至世界第6位，（注：中国经济时报：《中国20年改革的成就》，2002年10月14日第1版.）成为世界经济体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其中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迅速上升至1995年的0.388，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注：世界银行：《中国收入分配差异》，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另外，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至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至0.49。（注：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不仅整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在持续上升，而且，在过去4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也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人数达到1850万人，人均月收入187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人均月收入196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人数达到了3595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人均月收入223元。在1996-2000年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同期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呈现一种：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王绍光，胡鞍钢，2002），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加大。 三、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在二者关系上，美国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通过对美、英、德少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状况，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the secular income structure）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这说明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也即是后来经济学说中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据库兹涅茨估计，倒U曲线从上升到下降，在英国大约经历了100年，在美国和德国大约为60-70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要更大。 另外，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理论分析，则从另一方面论证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认为：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要保证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向利润倾斜，通过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占人口10％左右）手中来加快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二元经济增长和二元结构转变，因此，收入不均等成为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收入分配不公也是经济开始增长的必然结果。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现代工业部门的增长可以在一个较低的不变的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劳动供给，随着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的份额持续增大，而劳动占有的份额相对缩小，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的差距开始加大；其次，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看，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同时（刘易斯估计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高出农业部门30％左右），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不断扩大。而一旦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后，劳动力便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必然导致实际工资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差距减少，其次，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资缺口逐渐消失，劳动者个人分配差距缩小。当两个部门的工资差别完全消除时，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也就停止，这被称为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理论分析结论同库兹涅茨依据统计数据得出的实证分析推论完全一致，其寓含的政策含义也即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可以容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的经济增长，经济体系的运行会自发缩小人们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不必为追求公平目标而损失经济增长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