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标榜“翻案”，还是声称“还原历史”，都不能“颠覆历史”。要“还原”， 就不仅让过去笼罩在“卖国贼”，“窃国大盗”等迷雾中的李鸿章和慈禧恢复本来面目 (袁世凯单说，他卖友、卖身，最后卖国，实在是一人渣)，更要真实地还原康有为、梁 启超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所做的艰苦努力，而不能对一 些人拔高美化，对另一些人贬抑丑化。《走向共和》中，令人最不可思议的是，李鸿章 、慈禧乃至袁世凯都高大起来了，而康有为、梁启超甚至孙中山都变成了“小丑”。把 一些人描绘成利欲熏心，把另一些人表现为懦弱无能，这就不是“还原历史”了，而是 在“颠覆历史”，这是令人不能同意的。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也无必要。我们既然向历史学家申明，创 作不是考古，怎么到这里又标举“还原”了呢?那历史学家就更有正当理由要求你们做 史学的文学诠释了。不能这样!所谓“还原”，最多就是恢复历史感，而其取舍隐扬褒 贬都是要审慎的。为什么要隐去李鸿章延误战机的责任?为什么要淡化慈禧的穷奢极欲? 这除了用美化来解释外，恐怕没有其他的理由了。 即便同意所谓“还原”，艺术的处理也是大不相同的。比如说，艺术表现的侧重点不 同，效果就迥然不同。《走向共和》理应将重点放在民主斗士们如何经过艰苦卓绝的跋 涉，推动我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进程的业绩和功勋上，即使要表现清宫腐败糜烂也是为 了说明它实在是烂透了，必然要走向共和，走向现代政治社会文明。可是，编导们可能 “翻案”的那根弦太活跃了，或许也受近年来官场文学的影响，《走向共和》用了相当 的篇幅，而且往往浓墨重彩，来展示清廷君臣的矛盾冲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类的场 面又演得十分精彩，经常引人入胜，倒使革命先驱们的奋斗相比而言反而淡化了，削弱 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大失误。 不管是“翻案”，还是要“还原”，都应当以今天的眼光来全面审视、分析、判断历 史及其中活跃的人物，并且经得起历史的推敲，能够对历史、对今人并对未来负责。如 果是打着“翻案”、“还原”的招牌，而兜售别的什么，就另当别论了。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为原则是成立的，但还不够。“不拘”给艺术想象留下 了广阔的空间，艺术家因此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应予肯定。据此也可以封住那些 用史实逐一核准艺术细节的人之口。然而，如何“不拘”法，还是要进一步讨论的。总 不能信马由缰，信口雌黄吧。如果在小事和细节上褒贬抑扬有明显的倾向，那所谓“大 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走向共和》提供了一些特殊鲜明的例子。“大事”上我们承认它基本上是忠于历史 的，而在许多“小事”上也是充分展现了创作者的艺术想象才能的。可是，让一代伟人 孙中山在日本街头和杨度喝得烂醉如泥，醉态百出。这样的想象大胆则大胆矣，但想象 这样的场景究竟想说明什么?另一场景，是孙中山与黄兴到美国住店，结果被一女债主 赶出，在除夕之际狼狈地流落街头，虚构这样的细节又想说明什么?还有一个镜头，写 孙中山在巡抚衙门前放言革命，结果被清兵打得头破血流，狼狈不堪……诸如此类的所 谓“小事”，自然不见史载，在《走向共和》中却多矣。这些场面，没有展现出民主革 命先驱者的艰辛，倒让他们显得异常滑稽可笑。即使在“大事”上加以赞颂，这样的“ 小事”却都将其解构了，那所谓真实的“大事”倒成了一种讽刺。 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生活化”和“人性化”处理，这本是艺术创作的应有之意。 但也要根据对象恰当运用。像《走向共和》这样凝重的历史剧，“生活化”不宜过多； 而对待像孙中山等伟人，也不宜过于强调其“人性”的一面。而且，对孙中山先生进行 “人性化”处理，突出和渲染他的人性弱点，而对李鸿章、慈禧等倒更多地展现其“克 己复礼”的一面，以至让这些人物反而显得更高大伟岸，实在是“因文害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