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相信吗?我昨天第四次看了陈凯歌的大作《荆轲刺秦王》。又一次我带着轻轻的投入 从头看到尾，又一次我没有中途跑掉。我的缺乏耐性的天性被它这样征服令我吃惊。这 样的作品是多么能使人完善啊!让人自己都能从而成为一部“大作”——我每一次都真 的觉得，在我看《荆轲刺秦王》时，自己都变得更是个哲学家，变成一个更好的哲学家 ：变得如此崇高、如此充满灵感、如此日耳曼、如此宏大…… ——但愿我真的能这样评价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可惜我却不能，我只是把尼采的 《瓦格纳案件》(Der Fall Wagner)的开头赞扬法国比才的《卡门》的话改了头换了面 而已。我这样把尼采的皮活剥来是为了翻着穿：我要把尼采文章中所批判的瓦格纳换成 陈凯歌，并且把他对瓦格纳的赞誉与诋毁反过来用在陈凯歌身上。尼采顶礼那位体现地 中海精神、热爱生命的比才以损过于沉重、过于宿命、过于德意志的瓦格纳的地方，正 是我苛求陈凯歌不够悲剧、不够自信、过于迁就流俗和常情的地方；尼采对瓦格纳的阴 暗有多恼怒，我就对陈凯歌的妥协媚俗有多遗憾。然而在这些逆反的对应之外，我们也 有正向的共同之处：正像尼采通过公布他对瓦格纳由崇拜到抗议的心理历程表现出对那 位“综合艺术”大师深刻的理解与鉴赏那样，我在这里为陈凯歌立案也说明了我对他的 艺术的异乎寻常的看重。 我这样看重陈凯歌的艺术是有原因的，因为《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 的划时代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之前我们有过任何形式的这种历史剧吗?没有。为什 么这么说?因为它不是那种彻底消灭了悲剧因素的旧式三国戏那样的武戏，甚至连传统 的《霸王别姬》都跟它毫无共同之处，它更不同于近年来充斥电视的那些古装戏。与所 有这些不同的是，它是含有高悲剧因素的历史剧，是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三部曲和 《亨利五世》一台演下来，嬴政就是哈尔王子；它又是《马克白》，秦王本人就集马克 白及其夫人于一身。这样的帝王宫廷戏我们有过吗?没有，绝对没有。就凭这一点，《 荆轲刺秦王》也将会在中国的戏剧电影史上占有一个不灭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它可 以比黑泽明移植《李尔王》的《乱》更莎士比亚，更悲剧，而在中国的背景下，就根本 没有可以拿来同它比拟的东西。 陈凯歌力图把《荆轲刺秦王》制造成命运和虔敬与一切世俗因素冲突的悲剧。电影一 开场时少司正对嬴政的警醒：“秦王嬴政，你忘了秦国先君一统天下的大任了吗?”就 是命运的召唤，是秦王内心使命感的外化表现。就为了这一点我要无尽地感谢陈凯歌在 我们这个到处以替边缘化的群体请命为名摧残宏大叙事的自杀式道德充斥的时代，为霸 权张目；我要无保留地为陈凯歌在三十多年前评法批儒之后儒家思想在思想界几乎全面 复辟的今天重新为秦始皇树立一座丰碑而叫好；我要为陈凯歌不得不表现的与他本意相 违的反道德主义效果而喝彩；我要在批评家和记者们一致宣判这出戏的失败和无意义的 噪声响过之后，发出孤独的鼓励之声。我要对陈凯歌说：你大胆地往前走!我这样鼓励 他并不是因为《荆轲刺秦王》完美得无懈可击——不，远不是这样，它其实问题深重， 它甚至于就是一场——如批评家们宣判它的那样——让秦王得胜却让陈凯歌惨败的滑铁 卢。然而它的问题甚至失败不是因为陈凯歌选择了一个错误的题材，而是因为他缺乏自 信、他不彻底、他的妥协、他无济于事的媚俗的努力。 《荆轲刺秦王》，尽管它的缺陷和犹豫，甚至正因为它的缺陷和犹豫，展示了以儒家 的仁义伦理为代表的道德主义的无效；它还展示了儿女情长在更高的命运与虔敬前的失 重。这是因为即使把所有的牺牲、杀戮和流血都计算在内，嬴政所代表的仍然是生命， 而所有同他对立的力量，特别是在它们背后抽象的儒家伦理与被教授批评家们错认为是 浪漫主义的儿女情长，代表的是僵化与死亡。嬴政是权力意志的化身和体现，效果历史 早已为他那一代人所作出的一切牺牲、所遭受的一切艰辛正名了。相信有朝一日里耶秦 简将会比万里长城和兵马俑更强有力地显示秦始皇留给历史的伟大遗产。而后世儒家在 促使帝国僵化与腐朽方面所负下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得“焚书坑儒”成为秦始皇最有 远见、最宏图大略的举措之一。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为其行动的不彻底而扼腕， 以至于后世仍然产生了无数儒家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和奸佞，并且由他们来塑造民 族的意识形态和书写历史。 然而，对《荆轲刺秦王》最严厉的批判就是，我这里所有嘉奖陈凯歌的地方几乎都不 是他在《荆轲刺秦王》里刻意要表达的。他着意的地方恰恰都是站在权力意志对面的势 力。这种势力由母后、嫪毐、赵女和燕太子丹等人来代表。在他们身上， 陈凯歌倾注了激情与同情。但这种同情放错了地方。这种放错了地方的同情最荒唐的场 面出现在嫪毐兵变失败后被处决前对他的情人母后的表白：“我们不过是 我想做你的男人，你想做我的女人。”陈凯歌在这里不是想说嫪毐至死都 想蒙蔽他的情人，因为陈凯歌是让王志文发自肺腑地说这一段话的，而且嫪毐从未显示出他有那么深的心机。事实上，嫪毐的这段沉痛之言是陈 凯歌自己让自己相信并打算让观众也相信的不折不扣的谎言。因为嫪毐所有的行为——他同母后想要让他们的孩子继承王位的计划、他在宫中的阴谋以及他发动的兵变，都说明他无论做什么都是政治的，都是有生死攸关的政治后果的。他临死前的这段话不能为他和他的情人赢得同情，他无法让秦王或者观众相信他和母后的关系是自然的、无辜的、伊甸园里的。正相反，它只能愈发证明秦王及时的出击是英明果断的。这使得甚至秦王灭掉他自己的那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也不带有悲情因素和陈凯歌力图制造的残忍效果：因为我们清楚秦王的做法只是正当防卫。 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别人相信他这套话，嫪毐自己是相信的，陈凯歌是信的。这种谎言同“爱好和平”、“人民友好”等宣言一样，是一种只有自己相信、因而只能给自己缴械、却无法令别人相信、无法给别人缴械的谎言。正是这种除了自己以外别人都不相信的谎言暴露了陈凯歌最终的盲点，使得他无法成为姜文那样对这种自欺、却无法欺人的谎言以及这种谎言背后深刻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批判。无论陈凯歌还是嫪毐都没有从道德主义的幻觉中觉醒。可是陈凯歌应该意识到，对沉迷于这种幻觉中的人以歼灭不构成悲剧冲突、也造不成悲剧效果。正相反，它只能反过来证明，能洞察到这种道德主义的虚幻性和虚假性的人，当他的意志能够同这种洞察相称时，他的行为就是正义的，他的人格就是超人的，他所代表的就是生命和生命的力能，他对道德主义及其代言人的毁灭就是高屋建瓴、摧枯拉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