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影视批评的力量，相对于庞大的影视剧的产量，相对于几乎遍布全社会的影视 观众和文化消费群体，不但不成比例而且是微乎其微，且不说其中大多数或是一些只懂 得堆砌辞藻的学术泡沫，或是些不着边际的借题发挥，或是些时尚栏目中的闲言碎语。 某些艺术含量和思想含量较高的作品，由于缺乏正确引导而被冷落；作品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批评和及时回应；具有内在价值的艺术产品与观众的实际接受能力之 间经常出现错位；由于批评维度的缺失，一切交给市场，交给观众本能自发的兴趣，有 助于制作和消费的良性空间难以形成；我国影视作品质量低劣是公认的事实，其中最难 解决的问题，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资金，这些问题张艺谋等导演都能解决，超出这些 导演个人能力之外的难题是，如何提高影视作品内在的精神含量和思想价值。上述种种 问题，均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这一领域人文学者的缺席。 影视编导需要高层次对话 以影视剧为主的叙事类作品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产品。但是， 多数编剧导演和影视艺术的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影视的历史较短，缺乏一个由思想家和 编创人员不断提炼不断反省的人文传统。很多影视剧的编导，对其作品内容在客观上具 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对观众的潜移默化作用，均没有自觉意识，甚至为了提高收视率而 丧失起码的伦理尺度和价值原则。 目前我国在影视剧的年生产数量上已经达到15000部集，资金投入50亿之多，但很多影 视剧为了经济效益而粗制滥造令观众失望。一部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还没有播完，模仿 照搬的剧目便蜂拥而上。2002年，以《黑冰》为首的“三黑”热播以后，紧接着数十部 以“黑”打头的电视剧潮水般涌来。这种盲目模仿只能证明影视剧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 艺术素质和思想能力。由于缺乏有力的批评，各种欲望毫无羞耻地招摇过市，文化垃圾 和文化泡沫不断填充和窒息着观众的想像空间。 影视批评力量的欠缺，与文学研究力量的过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电视连续 剧《康熙王朝》的导演在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为该剧召开的作品讨论会上非常诚恳地说： “我导演过20多部历史剧，希望在今后历史剧的导演中能更上一个台阶和提高一个档次 。非常需要高层次的对话和讨论，但是，一直没有人给我这样的机会，今天我是第一次 参加这样有专家学者教授到场的会议。”导演需要高层次的对话交流，编剧也需要，每 天有将近10亿名影视观众，他们在欣赏活动中的兴趣爱好、伦理诉求、价值关怀等精神 层面上的困惑，以及情感和心理层面上所遇到的问题等，同样需要得到普遍关注和交流 。我国有3000多个电视台，每年要播出上万部电视剧和数百部电影，是影视剧生产和消 费的大国。各类纪实节目、专题报道等叙事类作品，在制作生产及欣赏消费各个相关层 面上，也同样存在亟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如由影视媒体导致的感知经验的变异、 对世界认知方式的改变、在想象层面上构成的人与社会的种种关联等等，这些均是电子 技术的发展和影视艺术的涌现所带来的精神活动与情感活动问题。当代学者关注价值重 建、呼吁新的人文精神的形成，力图恢复人文研究与时代思想的对话能力，就应该正视 和研究因时代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 影视成为时代的意识形态中心 影视的发展，关系到整个社会精神生态的平衡，关系到一个社会民风民俗的形成，它 是当代社会的价值系统、知识系统以及一切人文文化的集散地，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意识 形态中心，成为这个时代人文学者不能回避的重要领域。 我国影视剧面对的是以儒家文化为规范、以诗文叙事为传承并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人群 。我们民族的人文知识系统、伦理道德的认可方式、有关公正善恶的评价尺度，等等， 一般经由诗文、史传以及后来的话本小说等，在民间以传诵、说唱、讲述、点评的方式 获得群体认同。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精神领域里的活动主要由文 学和各类叙事活动承担。人们习惯于从文学及各类叙事作品中汲取知识、汲取行为标准 、汲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评价。今天，主导人们精神活动的影视，取代了文学在这个 时代的核心位置，成为掌管本土民众精神活动和意识活动的重要领域。影视剧中那些真 实或虚构的故事、主人公的成败得失以及欢乐和痛苦，等等，仍然是观众精神活动的对 象。影视对我们民族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影响，比对那些具有宗教传统的民族更加有力。 因此，重视影视产品的精神价值，评论各种文化形态对意识的建构作用，强调价值理性 对各类叙事活动的参与、坚持文化批判和文化审视等，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内在特 点所要求，另一方面，只有影视批评对精神活动的介入，才能构成这个时代相对完整的 文化生活。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中，由创作和批评共同构筑的文坛曾是精神价值通向民间的圣坛， 也是知识分子通过批评活动实现其精神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近代以降，历次社会转折 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沟通交流，往往是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实现的。新思潮的出 现，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和反思，大多是通过文学和批评活动在民间社会获得价 值认同。因此才有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段名言。但今天 的问题是，文学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改变了“小说”的命运。曾经指点江山志在 改变历史的诗文，终于被历史所改变而不得不让位给声势夺人的现代媒体。小说和诗歌 不再成为现代人精神和情感生活的主要支撑。由创作和批评共建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 所，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冷落。九十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 争鸣、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已无法象从前那样，在一个有效的层面上向民间渗 透。由于影视的普及，造成以诗文阅读为主的读者群向观众群的巨量转移。人们精神活 动和价值需求的主要领域，也从小说转向了影视。这种转移在人文学科造成的结果是， 一方面，文学的一再疲软和文学研究的价值危机，另一方面，急剧膨胀的影视领域因缺 少人文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介入而泥沙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