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迟到的批判，这是一份虽然迟到但必须补上的批判。 还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临近播完的时候，自己就想写这篇文字，只是被手头另外 的一些事耽搁了。自己当时也没有想到这部电视连续剧会如此火爆，及至后来各个电视 台都在热播这部电视剧时，自己总想着偌大的文坛，是会有人出来对此进行批评的。但 没有想到迟至今日，眼瞅着这个热浪快要过去了，除了听到一片叫好声外，居然没有听 到本来应该出现的尖锐的批判之声。要说批评的缺席，这回批评可是真真的缺席了。《 激情》的热播，本来就让人忧心；热播之后，没有批评，一片叫好，就更让人忧从中来 ：这样的精神生态，怎么得了?于是一反自己平日平和文风，写下这篇批判性文字，愿 为时下立此存照，也愿成为引玉之砖，期待大家做更到位的评说。 应该说，《激情》对一代人的人生历程、精神历程、情感历程的揭示是极为准确的， 这点毋庸置疑，需要质疑的是对这种激情的价值评判，无论是剧中的价值指向还是剧外 对此剧的价值指向。 《激情》中燃烧的激情，被剧中、剧外所一致赞赏的激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 呢? 我想，凡是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对打了半辈子仗的石光荣，一旦无仗可打时的失落 感留下深刻的印象吧?可以这么说，打仗，在石光荣的心中，已经成为一个沉潜于无意 识深处的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一种类似于“力比多”的“生命能量”。当这种生 命能量不能得以正常释放时，它就会以一种象征的、变形的、扭曲的方式给以实现。石 光荣在家中的所有行为、所有的无事生非，都可以做如是解，用褚琴的话说就是：没仗 可打了，他把家当战场了。 我觉得，战争，是一种非常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能把快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发挥 到极致，这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些对现状不满的、迫切要求马上改变现状的人们 的心理需求与情感需求。这与突变式的政治革命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或者说，战争本来 就是政治革命的一种突出的、集中的表现方式。但无论是战争还是突变式的政治革命， 都只能快速地改变财富的配置而不可能快速地积累财富；财富的积累，还是要靠渐进式 的常态的经济建设。或者说，非常态的方式是为了达到常态的目的。但是，由于非常态 方式改变现状的立竿见影的高效率，往往使人们对这种非常态方式充满了留恋与迷信， 执著于非常态的方式、手段而忘记了常态的目的。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非常态的方式 ，又特别地需要激情，需要献身的牺牲精神。于是，这种激情与献身精神，也就被罩上 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而被人们所神往。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在非常态的 环境中，这种非常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及其相应的激情，是非常值得肯定与歌颂的。但 是，把这种非常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放入常态的环境中，这种方式就蜕化变质为一种极 端；相应地，其激情也就蜕化变质为一种偏执。不加辨析地对这种解决问题的非常态方 式及其激情偏执地给以留恋、迷信与执著，也就是很可以质疑的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 动，1966年兴起的“十年浩劫”，就都是为时不远的前车之鉴。其时人们情绪的亢奋， 其时人们的激情，还恍如昨日。那时人们的充满激情，还不是以为可以实现经济、政治 变革的立竿见影的高效率吗?总是急于求成，其中不乏暗含着的投机取巧的心理。结果 如何?有目共睹。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对石光荣式的激情如此热衷、如此赞赏呢?难道 我们真的如此健忘如此“记吃不记打”吗?只记得非常态方式在非常态环境中的成功而 不记得非常态方式在常态环境中的灾难吗?激情，并不是可以不加追究一味给以赞赏的 ，褚琴不就说过，如果石光荣手里有个机关枪，他非把她给“突突了”不可。而在“十 年浩劫”中，我们倒确实看到了许多在激情下被“突突了”的人。石光荣一无仗可打就 浑身难受得没有着落，一听说打仗就精神亢奋、两眼放光。不知怎么，这总让我想到了 身边的某些人，没有突发事件，就无精打采找不着自己的归宿；一听说突发事件的风声 ，就像角斗场上的斗牛看到红布一样地来神。石光荣把不是战场的家庭当了战场，而我 们又在本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生活中，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地搞了多少莫名其妙 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呵。莫非我们长期生活在非常态环境中，已经不适应了 常态的生活?莫非我们因为长期与黑暗做斗争，一旦置身于光明之下，就要与自己的影 子做斗争，还要来赞赏这种斗争中的激情?我们在与黑暗做斗争时，是不是因为“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可避免地被黑暗所同化了?我们是不是过多地美化了旧 的历史的动荡而忘记了去追求去创造新的现实的安宁? 石光荣的激情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并因了这种正确而 强迫他人必须给以接受，并把这种强迫视为天然的合理，把这种强迫视为对他人的一种 提升，对他人的一种爱，而这也确实是出自他的一片爱心。越是爱，越是要强迫所爱的 人，越是在强迫中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著与情感的火热。这在他婚前对褚 琴的追求，婚后对褚琴的改造以及他强迫大儿子当兵中，有着最为典型与鲜明地体现。 对这种精神的执著与情感的火热，剧中与剧外对此也是一片的认可与赞叹之声，而在我 看来，这实在是应该痛加批判的。原因有三： 第一，能不能把自己的正确视为是惟一的存在?我们既然赞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我们 既然提倡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 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划等号?我们为什么 在划了等号之后要给一种人生形态奴役、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合理的法理 性依据?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我并不想成为英雄，也没有成才之志 ，只想过一个小人物的散淡、卑琐的人生，凡人与英雄，小人物与大人物，他们对社会 、历史的贡献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他们是 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在进入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怀，那实在是不可理喻的事。那么，石光荣强迫自己 的大儿子当兵而不让他考大学有什么可称赞之处?石光荣借助各种手段包括组织力量强 迫褚琴嫁给他有什么可赞赏之处?石光荣在婚后处处让褚琴适应他的人生方式、生活方 式，又有什么可爱之处?石光荣对褚琴说：我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看上了你。但 他恰恰忘了问一句最起码应该问的话：褚琴是不是看上了他?而褚琴恰恰并不是看上了 他，而是被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惟一”迷惑住了双眼，要在这样的一种“正确的惟一” 的引导下“进步”，褚琴在婚礼上的一番怯生生的表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人生形态对 另一种人生形态的自觉屈服。 第二，因之，不能因为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就有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意愿的理由。 马克思把未来社会描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人的解放，是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五四时 代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命题。时至今日，这一命题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远 远没有完成。慕尼黑大学教授贝克说，他“不相信19、20世纪是与个人告别的世纪”。 柏林科学院院士密特尔施特拉斯说：“我们在提到‘个体’时就踏上一个现代主体性的 领地，而主体性被我们看作是现代历史的真正成就。独立的、自我决定的个体是现代人 的真正范例。”马克思不仅把未来社会描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现存的商品社会 ，他也认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 等。”这都说明，以个体生命为主体基本单位的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承认、 理解、认同、促成的关系，这是“现代人的真正范例”。但是，在《激情》中，我却丝 毫没有看到石光荣在行使自己的意愿时，问过自己“其他人会受到什么影响”，我只看 到了他在时时地“影响”他人。他与褚琴的关系毫无平等可言，有的只是一种建立在各 种名义下的“等级”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范例”?这样的“范例”又有什么可称 赞之处?石光荣对褚琴的“求爱”“求婚”，哪里是求爱、求婚，分明是“霸爱”“霸 婚”。以为自己是对的，就非要别人遵从，这不是霸道是什么?极而言之，任何一种社 会行为，都不会公然打出卑劣的旗号行事，如果因为自己正确，就有了强迫他人的法理 依据，那么，任何灾难性的社会事件都有了得以发生的依据。在现代的常态生活中，如 果因为自己正确，就有了强迫他人的法理依据，那么，还有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可言?干脆变成“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算了。而且，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 说，一个个体主体，不能因为自己正确，就有了强迫与自己应该平等的另一个个体主体 的合理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正确，往往是“自以为”，而其实却并非如此。 石光荣就是这样。他在行使自己的意愿时，总是打着“集体”“组织”“服从命令”的 旗号，但我在这样的旗号下，却只看到了石光荣个人私欲的满足：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 的褚琴，他按照自己个人的喜好安排了儿子的命运；在家庭生活中，大到褚琴的事业， 小到任何一件生活琐事，他都要牺牲褚琴而服务于他。而这，据说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 为了集体。那么，我要说，这种“集体”，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吞噬了个人主体性的“虚 构的集体”。在“十年浩劫”中，被这一“虚构的集体”折磨得我们，却为什么对这样 的一种给我们带来过惨痛创伤的“虚构的集体”如此地恋恋不舍呢?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
